[大学故事]
无悔的社团故事
文学社成立是在我们读大一的时候。那时，我们几个人充满幻想，想有所作为。我们想办刊物，为此不得不成立了一个社团。我们决心办一份全国大学生之间的文学交流刊物。“只要稿件质量提高了，名气打出去了，我们以后甚至可以与《收获》分庭抗礼。那样，大家毕业后就不用找工作了。”
我们中最有胆识的G满怀豪情地描绘了我们期刊的前景（在今天看来这个设想即使相对于大一学生也已经相当落伍），大家居然都心安理得地默认了，仿佛这是确定无疑似的。后来真的动手干起来，才知道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为了找稿子，我们要和全国几十所大学打交道；为了找钱，要和资助方进行拉锯式的谈判。
一天晚上，又是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已经是午夜12点钟了。我和G走到阳台上，我感叹道：“累呀，真累呀!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麻烦。”
G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已经开始了，就一定得干下去。”
第一期刊物出来的那一天正在进行期末考试，我无法忘记第一眼看见那本朴素淡雅、散发着墨香的刊物时，心里那种狂喜的感觉。这种感觉真是好，它让我们着魔似地继续下去了。
文学是无用的东西，这决定了它永远是贫穷的。
出第二期社刊的时候，我们再也找不到钱了，只好出了一份简单的诗歌专号。我仍然记得我和S在他打工的公司里偷偷地排版打印的情景（那时候，电脑可不像今天这么普及）。不幸的是，当晚，S的老板也在上班。他看见我们在偷用公司资源，很不高兴，扭头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屋子里的电话响了，是老板打来的，他叫S到他的办公室去（不当面叫而打电话叫，我最烦这种资产阶级作派）。S显然被训斥了一番，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他拉熄了灯，和我关上门走了。我们到楼顶上去，按S的意思，就是等老板走了再下去打印。
那是一个下雪的晚上，楼顶上堆着厚厚的雪，我们在平台上滚雪球玩，滚好了推到楼下去，轰轰隆隆犹如雪崩，煞是好玩。街道路灯桔黄的光温柔地洒在白雪上，偶尔有一辆车慢慢地驶过。这美丽的雪景让我们多少产生了一点超脱感。
过了一会儿，老板屋子里的灯熄了，我们又溜下去工作，一直干到凌晨（因为我们对排版一点都不熟）。好容易挨到天蒙蒙亮，我和S从先后从三米多高的铁门上翻了出来。我怀揣着一夜的劳动成果——几页清样，在雪地里摇摇摆摆地骑车往回赶。回到寝室后，脑子里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当天就把刊物制作出来，分发到社员的手里。
钱永远是文学社最匮乏的东西。有一次，我们举办了一个讲座。讲座结束后，有一个人找到了我，地上一张名片，我一看是个大公司的副总经理，正在光华管理学院进修。他对我表示，可以和他的几个同学给我们捐一点钱。我听了他的话十分高兴，只是心里有些疑惑，因为世界上很少有人没有目的付出。
过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约我在一个茶馆见，并说可以多带几个社员大家认识认识。我带了本社的另一个负责人C去见他，他和他的一个同学（据说也是某某厂的头头什么的）坐在那里。我们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些话，所谓的赞助也始终停留在意向阶段。
几天之后，我再一次遇到C的时候（必须补充一下，C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她告诉我两个经理又找她了，约她去唱卡拉OK，为了不得罪两个经理，她只好去敷衍了一下。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气愤。我当即告诉C以后不要再违心地接受他们的邀请，我也没有再和他们联系。
我们还曾经试图通过拉广告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援助。记得我和J在大夏天里穿着拖鞋跑遍了北大周围的各种营业场所，但除了学会了各种彬彬有礼地拒绝别人的方法之外，几乎一无所获。
因为没有钱，干什么都束手束脚。我们一直在为没有一个投稿箱而发愁。一天，社长F兴致勃勃地提着一个生锈的大铁箱回来了，说是在垃圾沟里捡的。我们对这个箱子进行了精心改造。刷漆太麻烦，干脆在它的外面包了一层蓝色的彩纸，然后用透明胶密不透风地包了一层又一层。这个远远看上去就像缠满了绷带的伤员的箱子在三角地竟然支撑了一年多。
我们的美术人才也比较缺乏，每次排版印刷往往要借助手工制作。比如，用剪刀把某处的一副比较好的图画剪下来，贴到打印稿上，再复印一遍，就成了带有插图的页面了。这样做非常简便，实在是一种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方法。
还有一次，为了出一张宣传海报，我们找不到画画的人，F郁闷地把手拍在桌子上，不料竟拍出了一个好看的图形——他的手上沾着墨汁。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作图的方法。比如，如果我们需要一个耳朵的图像，我们就把耳朵涂上墨水贴在纸上，纸上就会有一个耳朵的大致形状，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是专业画家都达不到的。我们依照这个方法制作了宣传海报，上面有几个脚丫子的图案，还有一个屁股的图案，都是F的杰作。
除了搞和文学有关的活动，我们也搞其它的联谊活动。有一次招完新社员以后就快要过国庆了，我们组织十多个社员骑自行车去天安门看升旗仪式。
我们晚上12点钟出发，街道上几乎没人，车辆也很少，黄色的路灯照着空荡荡的街道，让人觉得城市的夜真好。我们在街道上骑得像摩托车一样快，大声谈笑风生，快活异常。骑到天安门，还不到2点钟，只好缩进通宵开放的大成永和喝豆浆。
气温很低，天气很冷，而我们大多单衣薄裳，冻得瑟瑟发抖。好不容易天蒙蒙亮了，广场上慢慢有人了。我们正想寻找一个有利位置，不料一个消息从一个人嘴里传到另一个人嘴里慢慢传来：要清场。那意思就是要把所有的人赶到广场外面去。真是太不幸了，我们只好在广场外边踮起脚看了一会儿就返回了。
文学社的工作让我尝到了什么叫辛苦、什么叫“累”，当然，也有许多令人高兴的时刻。比如，我们在三角地卖社刊，由于买的人很多，形成了交通阻塞，这时劳动得到承认的兴奋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杂七杂八的事情太多，有些成功有些失败，但回头去看都觉得非常有意义。大四以后，因为毕业前的事情太多，文学社的工作就此停止。我们一共办过8期社刊，它们记录了我每个阶段的成长历程。
记得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除了年轻的激情，我们委实一无所有。也正是因为年轻的激情，我们才这样无怨无悔地找累。是激情驱使我们在沉寂的校园里喊出文学的声音，是激情导致了我们社的诞生、发展与壮大，是激情让我们虽屡遭挫折、疲惫不堪，但拒绝改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