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尽可能地了解学校的历史与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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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多的大学总是被追捧的，历史悠久的学府总是充满着活力的。虽然历史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可是谁又能割断这些联系呢？
记得两年以前，北大中文系的教授李零曾说过：“我的经验，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越是僻处小镇的无名大学，可能越是由一堆闪闪发光的玻璃楼组成。相反，最著名的大学，像剑桥、牛津、哈佛，还有索邦的那些大学，大部分都古老、沧桑得像座庙，看上去有点破旧、昏暗。”
不错，我们不要小看了那些破旧的钟楼、厅堂、装饰物，那里有着太多的历史，足足可以写成几部大书。据说在英国的剑桥大学里，每个学院都有若干教授专门研究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和整个大学的历史，甚至有人因为研究剑桥大学的发展史而成为顶尖的教授，而学生对此等事情的关注，也从来都是乐此不疲的。
是啊，名校所以称之为名校，就是因为在学校的发展历史中，出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这些人在社会上举足轻重，不可或缺，这样的人才越多，这个学校越有名。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责灵。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那些百年名校，只要查一下校史，就会发现很多如雷贯耳的名人原来就是你所在的学校出来的。如果你们的学校没有迁校址的话，如果你不是住在新校区的话，当你在校园里面的老树下漫步的时候，眼光一瞥，可能看到了图书馆某个角落的建筑小品，或是大礼堂前的层层地砖。几十年前，那一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位大学者最爱散步的地方，那里可能是一代代毕业生最喜欢的合影之处。没有什么炫目的东西，不过是一些留在纸上仍然在学生口中流传的记忆而已，却能保有难得的生命力，让这些人物的故事不断延续。
是什么东西让这些故事还有生命力？是历史，学校的历史，以及在这种历史里流传下来的没有断裂的传统，一代代学生来了，又去了，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然而正是这些人，在以后的生活中，给学校增添了无数的荣光，这荣光又吸引了无数的学生来到这里寻梦。
徐志摩说“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这梦寻的是剑桥，在中国的大学里，你寻的又是谁的梦？
如果你在北大，校园的变迁已经把老校园抛在了历史中，现在能看到的是早年的燕京校园。湖水荡漾，那精致的临湖轩是冰心拟的名字，临湖的石舫是当年乾隆朝的皇家旧物，西侧的勺园记录了一个明末才子的红尘旧梦，博雅塔的倒影恍惚出黄昏时爱晚的情愫。
如果你在清华园，荷塘月色哪个中国人不知道，大礼堂穹隆上的老校徽引来了多少人文俊杰，“人文日新”、科学精神，这是学校立校的根本，梁思成、梅贻琦、朱湘，这些名字是学校的标志。
如果你在复旦、南大、北师大、武大，或者其他学校，哪怕是那些创办没有多少年的学校里，只要你用心去查找，就不难发现，总有一些人是值得记住并回味的，总有一些校友是留下了很多东西在校园里的，也许是一个由他创办的学科、实验室，也许是他捐资兴办的图书馆，也许是一种学习精神，或者是图书馆里厚厚的作品。他们代表了学校的成绩，也给新学生更大的精神支持。
具有辉煌历史的名校，其精髓往往不全在课堂，却在课堂外。在张中行先生的笔下，我们会看到一个似乎闪着幻影的逝去的年代，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有一些足以称为一流大学的学府：“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是啊，老北大学者的学问与社会影响力就是靠这个学术空气支撑起来的，没有这种影响力，怎么能出那么多人才！
[大学故事]
说到历史，还是让我们顺着张中行的笔触来看看吧，看看那些可笑却有着异样风采的老大学。
记得是１９４７年或１９４８年，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
……
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
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６年走入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学生不只听，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扰。
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一件，是英文组，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得不坏，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是老师，而且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别人，都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贡》之类。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大家就处之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