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在学校里曾听到的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好汉的故事，我的老师认为罗宾汉是一个典型的浪漫英雄、一个劫富济贫的“大侠”。但我的富爸爸却认为罗宾汉不是英雄，他称罗宾汉为窃贼。
罗宾汉已经死了很久了，但他的门徒甚多。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让富人来承担”或“富人应缴更多的税让穷人得益。”
而今,罗宾汉劫富济贫的想法却成了穷人和中产阶级最大的隐痛。由于罗宾汉的理想，中产阶级现在承担着沉重的税负。富人实际上并未被征税,是中产阶级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高收入中产阶级在为穷人支付税金。
要讲清这个道理，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税收的历史。我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爸爸是历史学方面的专家，而富爸爸则使自己成为了一名受欢迎的税收历史方面的专家。
富爸爸告诉迈克和我，早期的英国和美国是不需纳税的，只有一些为战争而临时征收的税，国王和总统称之为“纳捐”。英国在1799年到1816年间为了与拿破仑作战而征税，美国则在1861年到1865年间为了应付内战而征税。
1874年，英格兰规定纳税是国民的长期义务。1913年，美国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16条）,规定了所得税的征收合法。美国人曾经反对纳税,过重的茶税引发了波士顿港的茶党成立和独立战争的爆发。英国和美国花了几乎50年来培养公众的所得税纳税意识。
这些税最初只是针对富人,这一点富爸爸希望迈克和我明白。他解释说纳税的方法是由大众制定的并经多数人同意，它要让穷人和中产阶级看到税收是为了惩罚有钱人,因此,大众投了赞同票，并将依法纳税写入了宪法。而初衷是惩罚有钱人的税收，在现实中却惩罚了对它投赞同票的中产阶级和穷人。
“一旦政府尝到了钱的滋味，它的胃口就变大了。”富爸爸说：“你爸和我在这一点上是对立的。他是政府官员，而我是资本家,我们都得到了报酬，但我们对成功的衡量标准却相反。他的工作是花钱和雇人，他花的钱越多和雇的人越多，他的机构就会越大。在政府中，谁的机构越大,谁就更受尊敬。而在我的组织中，我雇的人越少,花的钱越少,我就越能受到投资者的尊敬。这就是我为何不喜欢政府官员的原因,他们与大多数生意人的目标不同。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需要征收更多的税以维持政府的运营。”
我受过教育的爸爸真诚地相信政府应该帮助人民。他热爱并且崇拜约翰·肯尼迪，尤其推崇肯尼迪的和平队计划。他是如此推崇这个计划以至于他和妈妈都在和平队工作,培训去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志愿者。他总在寻求拨款和增加预算以便能雇更多的人为他所在的教育部和和平队工作。
从我10岁起，我就从富爸爸那儿听说政府人员是偷懒的窃贼，而穷爸爸却说富人是贪婪的强盗，富人应该交更多的税。我相信双方都有其正确的地方,然而，为镇上最大的资本家工作和生活在作为杰出政府官员的爸爸家,这两件事绞在一起显然变得越来越难以协调了。
然而，当你研究税收历史时，一个有趣的现象产生了。如前所述，税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大众相信罗宾汉的经济理论，即劫富济贫。问题是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及各项开支越来越大，以致中产阶级也要被征税，且税收水平不断攀升。
另一方面，富人则看到了机会，他们不按同一套规则来运作。正如我所说的，他们非常了解公司的魔力，而公司在商品经济时代正变得日益普遍。富人创办了公司来限定其资产的风险,就像用一条船去航行，富人把钱投入到公司这条“船”去航行,公司则雇一批职员(船员)把船驶向“新世界”去寻宝。一旦船沉了，船员会丧生，但富人损失的仅限于他投资的金钱。下图显示出公司与个人的收入表和资产负债表无关。
有关企业的法律知识给予了富人超出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极大优势。由于有两个爸爸在教我，一个是政府官员,另一个是企业家，我很快便认识到企业家的哲学对我积聚财富更有意义。看起来大多数人是在惩罚他们自己，由于他们缺少财务知识，无论“劫富”的呼声多高，富人总有办法从中脱身，这就是为何税最终总是落到了中产阶级头上的原因。富人胜过那些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只因为他们明白钱的力量，这是学校不曾教过的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