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阿特雷：
就一般情形来说，战术的设计也有不为战略服务
的吗？
费黎宗：
按照我的理解，战略应是领导人的最高关注，或叫“终极关怀”。为此应立即履行一种“关注义务”，以期建立并提高预见能力。可这种预见力先天是不确定的，而后天又是必需的，所以提高预见力就成为负责者的天生使命，他亦应当始终不渝地将其置于战略行动范围内的规划之中。
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打算在销售业中发展的企业做例子，这种发展趋向也正是其总负责人的预见；将此种预见置于实施规划中使其得以随后在该领域里进行若干并购行动。但一桩轻松的并购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企业历史上的里程碑。所以，圣戈班 ① （Saint-Gobain）逐步地在法国买下Poliet和Lapeyre公司，还有在英国的Meyer公司，以及在德国的Raab Karcher公司，这三大“战役”都是在一个确定的战略范围内进行的：这个战略就是要建立该集团在欧洲的销售领域中的领袖地位。
我很久以来就认为可以把战略比做一种方向、一条共同跋涉的道路。而中文里的“道”字最形象地综合了我们理解的这种战略概念。② “道”字表示道路、学说，并引申为“指引”、“教化”之义。可是战略行动到底是什么呢？它只是使一个群体在一种“学说”范围内、或叫做一种“行动规则”范围内前进吗？
我认为正是应在“道”的指引下去理解一场战斗的意义，前提应当是：一种集团行动是限定在一种确定的战略范围内的。所有这一切实践的结论，就是永远不要丢失既定目标；有时你的对手会以美妙言辞或谣言来诱导你误入歧途，简而言之，他们会制造许多流言，而其实这都是无中生有。但这不重要，反正它不该使你偏离你原定的目标，因为你要像相信指南针的引导一样坚定地遵循它。
库阿特雷：
有些指导比另一些更容易接受，是否应该给予战略行动一种精神内涵呢？一般来说，我们一起分析的上述这三种接敌方式中，是否有一种显得比其他两种更“道德”一些的呢？
费黎宗：
我要说的却是：在行动之中，道德是保持缄默的。但我的意思绝不是想让一个领导者完全在行动中排除道德因素，也不是说他可以考虑为了争胜而使用不道德的方法。我只是简单地想说：当人们互相拼搏争斗时，就自然而然地不是处在一块道德的土地之上。
所以借口说一种方式比另一种更“道德”，并因此格外采用这种方式，这是一个错误。在一种确定的背景下，谁能说得出是摧毁敌人（直接行动），或暗中悄悄利用对手之力（间接式行动），还是诱导对方出错（侧翼式行动）哪一个更符合道德要求呢？
不过的确人类有一种使用武力的天然倾向。直接接敌方式则同时具有比其他方式更本能、更有影响力以及更荣耀的特点；反之，智慧引领人们采用一种侧翼接敌方式，至少在刚一开始是如此。但此种方式更难付诸实施，却在投入上更经济。也正是从这一方面来看，战争才被当做是最后的一种解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