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重视人才，但他并不滥用官吏，相反，他一直坚持“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用人方针。他认为用人得当是最关键的，就算是官员数量少，只要得人，照样可以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而如果任用无能之辈，人再多也只能人浮于事，相互推诿，毫无效率。因此，他也实行过精兵简政的政策，曾经调整全国行政区划，以减少不必要的官员，并且削减中央政府机构设置，否定了吏部提出的内阁编制七千余人的奏议，命“精官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唐太宗还下令在规定数额之外“超编”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唐太宗注意让官吏各司其职，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他派御史“训察百官”，同时，还规定各级官员每日出勤要“点检”，就相当于今天的签到，一次点检不到的就要被笞刑十下。各级官员经办事项都有严格规定，皇帝的诏书一旦确定下来，必须当日颁行，不得“稽缓”，违者受罚。结果不但没有降低政府的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唐太宗也注重官吏的年轻化建设，积极完善退休机制，鼓励年老体弱的官员退位让贤，给干练的年轻官吏锻炼的机会。地方行政机构也予以裁并，因山川形势之便，分全国为十道。同时，为了改善地方行政管理，他亲自考察各个地方官的经历，两次派遣专使到全国巡视考察地方行政。
唐太宗特别善于听取大臣的劝谏。在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以其“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的。他和魏征的故事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魏征原先是太子李建成的智囊，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将他收在了自己手下，而魏征进谏的故事就数不胜数了。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个珍奇的鹞子，非常喜欢，爱不释手。一次正在玩赏的时候正好被魏征碰到了，唐太宗赶紧把鸟藏在袖子里。魏征看到了，但是装着没看见，只是一个劲地说事情。唐太宗心里着急，但是也不好说什么，几次要结束话题，都被魏征纠缠下去。等到唐太宗袖子里的鹞子不动弹了，魏征就告退回去了，唐太宗赶忙拿出鹞子一看，早闷死了。魏征老是在朝堂上据理力争，毫不顾及唐太宗的情面，一次惹得唐太宗拍案大怒，但是魏征面不改色，依然慷慨陈词，毫不退让。唐太宗回到后宫就破口大骂魏征，说那个乡下老头子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一定不放过他。那长孙皇后是一个贤惠的人，一听这话，马上换上朝服庆贺唐太宗有一个贤良的大臣，提醒了唐太宗，使之转怒为喜。
张玄素也是一个敢于进谏的大臣。有一次，唐太宗想修建一些宫殿，张玄素就上书劝谏他，并且言词激烈，说现在民生凋敝，天下亟待恢复，你修建宫殿是在劳民伤财，比隋炀帝都过分。唐太宗一听大怒，就说，我还不如隋炀帝？那比桀纣总好一些吧。张玄素也毫不客气，说你要是这么下去，离桀纣的命运也就不远了。虽然说得很难听、很刺耳，但唐太宗知道这话还是为自己好，于是就采纳了意见，停止修建宫殿。
唐太宗不仅善于纳谏，还主动引导大臣评论朝政，采取多种方式让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唐太宗也经常主动提出一些问题，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或者组织大臣进行辩论，从而听取正确的意见。
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唐太宗还从制度入手，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样一来，谏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内幕，政策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指出，三省长官也就不敢谎报政绩，而史官可以更好地记录皇帝和大臣的言行，撰写史书，起到监督作用。
唐太宗用人注重德才兼备。他公开宣布：“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他曾经对魏征说：“国君在选拔官吏上绝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天下人都会看到，每一句话天下人都会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会勤勉工作；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也就会前来投机。所以，用人一定要慎重！”魏征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考核官吏要以政绩来决定是否升迁罢免，要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并说，“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
唐太宗的看法是正确的。天下大乱的时候，为了争夺天下，当然可以放手使用人才，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而当天下统一，国家太平的时候，在选用人上就要注意德的标准，这样才能真正地发展生产，安定百姓，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在用人要德行兼备这一点上，唐太宗对许敬宗的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敬宗在武德年间就是唐太宗的府中幕僚，非常有文才，他曾在唐太宗的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但他跟随唐太宗三十多年都没有获得重用，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后来许敬宗果然投向武则天，差点断送了大唐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