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劝他们不要再搞下去了，“连养鹌鹑的专业户都没有了，你们把这些小鹌鹑孵出来谁来养？”可是这刘家四兄弟都有一个相同的脾气，那就是认准了路就死也不回头。他们认定，只有疲软的市场，没有疲软的产品。那些失败的专业户是因为养鹌鹑的成本太高，技术不过关，这才亏本搞不下去的。刘家兄弟自信地说：只要我们有技术，把成本降下去就可以搞出名堂来！刘家四兄弟在这种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闪烁出了他们身上知识的光芒！
为了把成本降到每只鹌鹑蛋只要三四分钱，他们就大量地查阅资料，开动脑筋，找出最佳的养殖方法。
他们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世界上养殖鹌鹑最多的国家要数日本、朝鲜、德国和法国，而且他们都有各自一套独特的养殖技术。但在中国，对鹌鹑的养殖才刚刚开始，技术上几乎是零。
刘家四兄弟暗暗发誓：一定要创出一条中国人自己的鹌鹑饲养法，为中国悠久历史的养殖业添一份光彩！
此时，这四兄弟便把各自的看家本领都用上了。他们把电子计算机应用于饲料调配和育种选样，很快就摸索出一个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立体养殖方式。这种方式即：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粉养鹌鹑。这是一种新型的生态循环降到了与鸡蛋一样了，于是很快就赢得了市场。
先进的科学技术带来了新的转机和希望。刘家的科学养殖鹌鹑法让养殖致富重新闪现出诱人的光彩，于是，不用多久数百上千个养鹌鹑专业户，饲养鹌鹑计90万只，全年的鹌鹑产值达到了900多万元。这个数字在那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天文数字。到了1986年，刘家兄弟办的育新良种场已年产鹌鹑15万只，产品除了供应国内16个省外，还批量销往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在那几年里，养殖场由于坚持科学养殖，收益很大，经济情况大大改善，不光建起了更为先进的场舍，还买来了汽车，用于运输。还有了小轿车，可以坐着到各处去签约谈生意。
刘家四兄弟为中国的鹌鹑养殖业在科学技术开发上做出了贡献，他们研究出了“鹌鹑红羽、麻羽杂交鉴别雌雄离种体系”，还有整套的饲养鹌鹑技术。这些已被国家科委鉴定验收，列入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同时，科学技术也为刘氏兄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使他们走上了财富之路。
科技进步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要按照国家的产业技术政策，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建立健全企业科学技术进步的运行机制，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尽快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主体。
独领风骚的秘密
通过科技创新，才能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独领风骚。
科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企业的发展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如果不顺应世界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潮流，不高度重视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不鼓励企业加强研发，企业就面临着倒闭，企业一定要寻找一条通过科技创新谋求发展的通天大道。
上海复星集团的郭广昌依靠科技，创建了高科技集团公司，被誉为“上海的彼尔•盖茨”。他曾荣获“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家”、上海市“劳动模范”、“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1989年郭广昌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92年，已经顺利通过TOEFL和GRE考试的郭广昌，放弃到国外发展的机会，毅然“下海”创业。创业之初，选择怎样的产业和产品，使郭广昌和他的同伴们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他和同仁们靠吃方便面节省开支搞开发，靠骑自行车做市场调研，经过一番艰苦的摸索，彩色火焰蜡烛、高强度塑料钉、电子报警器、新型灭火液体等先后问世，却又一一被他自己否定。他认识到，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必须以高科技为内涵，现代医药是下一世纪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而高科技的重要主攻方向是生物工程，他最终确定了以基因工程为主体的现代生物医药这一含量极高但风险很大的高科技产业方向。他坚信：“中国青年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高科技创业之路，复星人愿做高科技创业铺路石……”他深深地认识到将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性，决心走出一条高科技创业之路。
一旦他将生物医药确定为自己的主导产业，眼光便瞄准了一种基因诊断产品——PCR诊断试剂。PCR技术发明于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国际上开始用于临床。该技术利用体外特定环境将特异基因片断在短时间内复制百万倍以上，能够极大地缩短医学上对疾病诊断时间，且大大降低误诊率。在当时，国内尚无大型企业涉足。
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郭广昌开始独立开发PCR诊断产品不过4年，就开发出了肝炎、性病用十瘤、遗传病、呼吸道肠道传播疾病、优生优育病原体等6大诊断系列共40多个品种，几乎平均一个月开发一个新品种。而国内几家大学开发同样的产品，一般要二三年才能开发出一个。造成这巨大悬殊的原因就在于现在30岁以上懂得生物工程的人很少能够娴熟地运用计算机，而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人又大部不懂生物工程，这些大学因此大多用手工方法搜集整理和分析各种病毒基因组合的异同点。郭广昌的复星公司中却集这两方面的优势于一身，借助计算机熟练地处理生物工程辅助软件，其效率自然大不一样。
优势不仅在于产品的开发，郭广昌的视网络为资源的营销观念和模式同样具有年轻人特有的创意。当PCR试剂面世时，人们闻所未闻，更不用说使用，医院也不愿接受。郭广昌并不像时下一些制药企业靠高额回扣搞推销，而是先把产品送给医院，慢慢说服医院同意试用，并留下专业人员予以技术指导，待医院从中确实尝到技术水平提升和经济效益提高的甜头后，再签订合同。这样，郭广昌就把他“科技兴医”的理想与医院“科技兴院”的发展要求联系了起来。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复星与医院的关系，不再只是企业与客户的关系，而是一个紧密的技术合作体。郭广昌将这种营销模式称为“医院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