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攀登明天：成功源于
改变你的思维框架
1978年，我迷上了一条名叫“创世纪”的攀岩路线。那是埃尔多拉多大峡谷一百多英尺高的红石峭壁。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人徒手攀登过。所谓徒手攀登，就是不借助任何外力，只利用手、脚、自然岩点完成整个路线的攀登。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来自东海岸，身高达6.2英尺的约翰·布莱格向“创世纪”挑战。他先爬上一处平坦的前倾岩壁，然后猛然往上一跳，他的手碰到了上方岩壁，但是刚刚停留了一秒钟不到突然松开，整个身体坠落了25英尺后才被绳索撑住。布莱格继续尝试了数十次，但是每次都无功而返，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就是没办法抓得太久。”他说。
但是我的想象力由此被点燃了。“既然他能抓住握点一秒钟时间，那么这座岩壁还是可以攀登的。”那一年，在回学校念大三之前，我决定进行尝试。但是，无论我怎样努力，就是抓不到布莱格曾经碰到的那个握点，因此更谈不上下一个握点了。
我在心里不断默念着那些握点，回到学校后，我发现斯坦福校园也有一垛与“创世纪”类似的建筑墙。我在上面开辟了一条名叫“种族灭绝”的训练路线。取这样的恐怖名字，是要时刻提醒自己创世纪路线的凶险。在课余期间，我反复训练，还在上衣口袋里放了一根针，专门用来刺破手指磨出的水泡。但是，无论多么努力，当我在圣诞期间再次尝试“创世纪”时，我依然铩羽而归。我虽然身强体壮，但是心理上却被这条路线无人能徒手攀爬的纪录所恫吓。我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框架。
但是如何改变呢？
我在研读攀岩历史时，找出了一种模式：凡是被某一代攀岩人士认为“不可能成功”的路线，通常两代之后，就会变成“没那么难”。在20世纪60年代，难度5.10的路线对于登山者而言几乎是永远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但是到了70年代末，顶级攀岩者只是把它作为挑战其他更难路线之前的热身练习。其他运动项目也大抵如此。例如，1英里中长跑世界记录被保持了10年之久，似乎没有人能打破4分钟的极限。但是就在1954年，罗杰·班尼斯特将原来的4分10秒世界记录整整提高了6秒。到了70年代末，当我尝试“创世纪”路线时，这一世界记录已经被提高到3分50秒。
因此，我决定跟自己玩一个心理戏法。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最有天分、最强壮、最大胆的攀岩者，但是或许我可以成为最具未来观的攀岩者。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思考实验，把当时的时间推到15年后，然后自问：“90年代的攀岩者，将如何看待‘创世纪’？”答案再明显不过了。在90年代，一流的攀岩好手常会选择“创世纪”进行现场首攀，把它当成挑战其他更难路线之前的热身练习；二流的攀岩者也会认为，“创世纪”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还没有难到不可攀登的程度。原来，最主要的障碍不是来自体力，而是来自心理。
于是，我决定假装现在不是1979年，而是1994年。我买了一本小日历，把年份日期全部改过。走到峡谷时，心中就想象90年代的人会怎么看“创世纪”的路线。
靠着心理上的改变，我终于爬了上去，让不少人大吃一惊，就连当时最棒的攀岩者也觉得不可思议。这没有什么，因为他们还在1979年，而我的心理已经到了1994年。事实上，到了90年代初，当年那些觉得我不可思议的攀岩者也成功地登上了“创世纪”，他们中没有人再认为这是一条特别困难的路线。我看到一位攀岩者来到“创世纪”前，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从登顶到下降，几乎完美无缺。结束后，他只是淡淡地说，“这条路线真不错”，然后继续寻找更具挑战性的路线。
攀岩的经历告诉我，最大的障碍不在于岩石，而在于自己的心理。这一发现在我妻子身上得到了验证。她是当地一家中学的长跑教练，她手下的这支长跑队伍来自好几个县，当时的平均成绩为1英里5分47秒。7个赛季后，这些孩子的成绩一下提高到5分25秒，从原来的勉强达标一跃成为州冠军队。是不是她换了一批队员？不是的，真正的改变是心理。她首先设法让原先认为5分47秒这一速度已经属于相当好的成绩的人转变自己的思维框架，认为自己完全能跑出更好的成绩。不同的心理，不同的结果。她改变的仅仅是他们的思维框架。
改变思维框架，同样适用于生活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创业者和前瞻性企业领袖。关键是发现内在的模式，鉴往知来，从历史模式预测未来。1979年，当苹果电脑的斯蒂夫·乔伯斯参观施乐公司研发中心时，他看到他们的台式电脑都采用点击装置，而且屏幕上的内容就是实际打印的内容。今天，我们对这种操作接口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在1979年，没有一台商用机器，更不用说个人电脑采用这样的技术了。在认真学习技术采用的历史后，乔伯斯意识到在未来10到20年的时间里，这些创新将成为普及的技术，甚至成为低成本生产商的标准配置（就像今天的戴尔电脑）。
等不及世界慢慢改变，乔伯斯决定抢先行动，就好像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一样。1984年，苹果电脑公司推出了Macintosh，就连IBM这样更知名的大公司都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在今天，我们认为这些性能非常平常。乔伯斯改变了思维框架，走在时间前列，领导公司开发出下一代计算机。
在成功攀登“创世纪”的15年后，我将以上原则应用到个人职业的改变。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接受了两项职业发展测试，但是我得到了两个似乎相互矛盾的答案：一个说我应该成为教授，另一个说我应该成为企业家。我的解决方案是成为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创业学教授。
然而，我是一名天生的叛逆者，我不愿意走传统的治学之路，将自己固定在某一个具体的学科。如果你决定“加盟”某个特定的学科，你就成为该领域的忠实信徒。一旦你成为该领域的忠实信徒，你考虑问题的方法就将受到束缚，你只会从战略或者财务角度去思考。而我希望自己成为“问题”的忠实信徒，我不在乎是哪个学科或哪个领域的问题。
我一方面反对传统的学术建树，另一方面又要终身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道难解的谜。但是不久我便发现了一种模式：越来越多的管理学教授走出了传统的学术“牢笼”，几乎成为了创业者。但是这仍然没有解决我的困境。那些走创业之路的人或成为公司的咨询顾问，或创办了培训公司——这一条路显然不适合我的才智和激情。我不想进入商界，我仍然想成为教授。
然后，我便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创世纪式的问题：30年后的人将如何看待这一挑战？如果是2025年，而不是1995年，我还有哪些其他选择呢？
答案在我的头脑中不断闪烁：我可以将“创业学教授”改为“创业型教授”。我告诉自己，你为什么要成为某一所大学的教授呢？教授不是一种职位，甚至不是一种职称，而是一种角色。也许在30年后的未来，有许多人跳出传统的学术架构成为世界的教授。
于是我重新回到科罗拉多州，创办了自己的实验室，成为一名个体教授。我没有考虑过创办一家咨询公司或培训公司。相反，我就像原来在斯坦福商学院任教那样安排自己的时间：50%的时间用于研究、写作、开发新思想，30%的时间用于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20%的时间用于日常的管理工作。目前很少有人考虑过这样的职业道路，但是几年后也许就有很多人。今天看来是艰难的道路，20年后或许就是最平常的选择。
现在，你也许还会问：作为自由教授，我是如何养活自己呢？答案是运气。我和杰瑞·波拉斯合作出版了《基业常青》，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基于6年学术研究、主要提供新思想的著作一面世就立即成为畅销书。也许它的出版时机非常讨巧，当时很多人对企业重组开始厌倦，他们渴望回归。可以说，我们的思想完全符合时代的精神。7年后，我们再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好运气，我们实验室推出的第一本书《从优秀到卓越》正好赶在安然公司丑闻被媒体曝光、新经济的狂热开始减退、证券市场的泡沫逐渐破裂这一历史时刻出版。我们再一次赢得了时代的青睐，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两本书使我有能力成为个体教授，给自己捐赠教席，授予自己终身教授头衔。
如果时代不青睐我们，也许我的职业转变不会成功，就像许多人无法实现自己的创业梦一样。这又使我想起登山这一大学堂中学到的第三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