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娜
JOANNA
她太早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用她微弱的力气挣扎着来到人世间。
“你女儿太小、太虚弱了！”医生们对我和我丈夫说。“恐怕难以活下来”。当时面对生下来只有两磅半重的早产儿，医生们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在26年前，这么虚弱的早产儿一点生存下来的希望都没有。
但是这对我女儿是不公平的。她为了活下来已经忍受了很大的痛苦——刚刚降生，刺眼的灯光、冰冷的空气和氧气一下子都拥上来，可是她还是抓住了那一线生的希望。由于是剖腹产，她免去了从黑暗到光明的漫长而痛苦的旅程。我的小女儿躺在那里，那么虚弱而且发育不全，但是她生存下来的意志是那么的坚定。
我在一个星期之后出院了，她还留在医院里。我的心空荡荡的。我把我的女儿独自留在医院里。她被放在绕满导线和管子的小摇篮里。尽管如此，她那两片嫩红的嘴唇和浓密乌黑的胎发还是让这个小人儿显得那样的美丽和可爱。她是个娇小的婴儿，她的各个部分都生得那么完美精致，但却是那样瘦弱可怜。
我每一天都要走很长的路从家到医院去看她，我的胳膊酸痛，眼泪不知流了多少，双眼哭得又红又肿。悲伤无休止地折磨着我。回到家我还要对活蹦乱跳的小儿子强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可是眼泪又会止不住地流下来。我的小儿子亚当那时只有4岁，但他总是懂事地拼命忍住不反复追问小妹妹什么时候能回家来。
在两个月里，我的女儿在生死边缘徘徊，而这两个月我和丈夫霍华德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问题，谁也不向对方提起，甚至都不在心里问问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谁也无法面对那个“万一”。
这两个月里，成千美元的未支付账单堆满了卧室的桌子。但是谁在乎花了多少钱？钱又算得了什么？那是我的孩子，我的亲生骨肉，但是整整一个月里因为怕不小心切断了输送氧气到她摇篮里的那条宝贵的“生命线”，我甚至都不能把她抱到我胸前。我望着她，一想到那种最可怕的情况，心都碎了。我和女儿近在咫尺却无法把她抱在怀里，因为那些围绕着她、维持她生命的玻璃和金属让咫尺之间成了天涯。
终于，经过了漫长的两个月，医生告诉我们可以带女儿回家去了。她的体重增加到4.11磅了，但是必须每隔四个小时吃一次奶，24小时不间断。医生还告诉我们，她的反射神经还没有完全发育好，有时候她甚至不能同时吃奶、呼吸和吞咽。所以可能她需要喂一口就歇一下，而且可能一天中有两次她在吃奶的时候就窒息昏死过去。医生们在我们走向门口的时候还提醒：“她还有可能智力发育不全，所以仔细看好这小家伙，如果你们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带她来看医生。”
我们抱着这个小包裹回家了。那天我哭得像泪人一样。霍华德和我一路上都没有停止哭泣。记得小心对待你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此时此刻我希望的、祈求的全部是带我的孩子回家。我已经得偿所愿了，可是我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我和小女儿在家度过的第一天傍晚时分，门铃响了。我吓坏了，因为那时已经是下午5点半了但是我还穿着睡衣。厨房的水池里堆满了早饭和午饭的碗碟。四岁的小儿子呆呆地盯着电视。我用大量的糖果和四个小时的电视节目哄住了他，这样才使我有时间照顾女儿。医生们告诉我每四个小时喂她一次，可是他们忘记告诉我需要一个半钟头才能把两盎司的东西喂完，而且在她好不容易吃完之后还会吐出一个半盎司。就在我喂饱了她，把她干干净净地放回摇篮里的时候，也是重新开始给她喂食的时候了。
我甚至不记得我那天是不是刷过牙，我打开门，门外是我们的儿科医生马克曼，脸上充满了微笑。他一只手上拿着医疗包，另一只手上拿着比萨饼。我看着他，愣住了。
医生说：“我回家路过这里。所以顺路停下来看看小家伙怎么样了。”（我知道他在说谎，因为他家离我家有10英里，而且方向恰好相反）。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马克曼大夫虽然双手都拿着东西，但还是想法子抱了抱失魂落魄的我。我抱着女儿跟着他走进厨房，他让我坐下，把小家伙放进地板上的婴儿椅里，又把意大利香肠蘑菇比萨放进了烤箱。然后他用脚摇动着婴儿椅，开始洗水池里的碗碟。
“我一会儿要给她做个检查，你为什么不趁这会儿去淋浴一下呢，你会感到好一些的。”
当我走出浴室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亚当已经吃饱了，而且兴高采烈地和马克曼大夫聊天，而我的小女儿已经甜甜睡熟了。
马克曼大夫过了不久就离开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至少一个星期要来我家一次。有时候他买的是“肯德基”，有时候是“墨西哥肉卷”，不管他手中的食物是什么，始终不变的是他温暖的笑容，还有在庆贺乔安娜健康平安的时候我可以放心依赖的宽厚肩膀。
当然马克曼大夫对这些上门服务分文未取。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的善良和好心是无价的，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补偿。
作者：朱迪·萨多夫斯基
（Judi Sadowsky）
她是一位作家，为电视和杂志撰稿。她嫁给她生命中的爱人已经有34年了，有两个很棒的孩子和一个迷人的儿媳妇。她正在写一本散文集，并耐心地等待第一个孙辈的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