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丹尼开车
DRIVING DENNY
我和丹尼结婚已经49年了，丹尼很少坐在车里做乘客。无论我们去哪里，都是他开车我坐车。就是那么简单，谁也没有什么疑问，我们两个之间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了。我早就忘了这么安排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一经这么安排就一直没有改变。
一年前丹尼被诊断患了癌症，扩散很快，需要接受放射治疗，因此他的身体经常虚弱得无法开车。这时我就成了丹尼的私人司机。但是在丹尼坐车的时候我为什么从来不想开车，因为他是世界上最能在后排指挥司机的人了。
尽管身体病弱不堪，丹尼还是有力气做我的个人驾驶技术教练。他给我的很多指点还是很有用的，但是他对我也是挑剔批评居多。开车的时候他对我的指导没完没了。有一次在我开车送他去医院的路上，他对我的驾驶发表了14次意见。很多意见是“有益”的，但是不少批评也让我感到头疼。
我终于忍不住嚷起来，“我受够了”，这样就会让他在回来的路上把批评挑剔的频率降到5次，否则我就另外打算怎么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我亲爱的丈夫尽全力要包容我，但是想让他闭上嘴的确不那么容易。从我眼角的余光看去，我可以注意到他的手挥舞起来要给我指点，但是他又忍住了，举到半空的手假装是去整理自己的帽子或者挠挠头。或者是开始时用一种小心翼翼的语气，而后又假装咳嗽一声。又或者假装忘记自己想说什么了。无论怎么开始最终他都会故态复萌，我开车时在后面监督我驾驶。
所以我尝试着用一种老实的、直截了当的方式：“亲爱的，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我是很有信心的，但是你在车里的时候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我的车越开越糟糕，你当我的乘……乘……乘客的时候，我很烦……（说到这我开始哭了），我对你那些建议很害怕，我不敢告诉你。”说着，眼泪从我眼睛里涌出来，丹尼听到我这么说也很难受。
于是，他开始恭维我开车的技术。他不停口地夸奖我能在自己的车道上行驶平稳，车停得好，我超慢行的车是多么自信。可是他这么做的后果是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学开车的小孩子，被大人鼓励地拍拍脑袋，所以我还是无法摆脱烦恼心情。我暗自祷告了无数遍：“上帝啊，别让丹尼在我后面指手划脚了，或者让我在开车的时候不在乎他的存在。我不想把我们在一起的宝贵时间花在发脾气上。”我们在车里的时间越多，我祈祷的越多。
丹尼的癌症扩散了，病也越来越严重。但是他还是不放松对我开车的指导。在每一次去医院的路上，他都想办法对我的驾驶说上一两句，有时还能多说几句。在十个月的治疗之后，我对他的批评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不知道唠叨批评对他的身体象征着什么，或者他隐藏在心中的感觉是怎样的。也许是在梦里，上帝在我耳边低低地耳语：“贝蒂，习惯这些唠叨吧，你丈夫已经时日不多了。”
放射治疗对丹尼的伤害大过了对他的帮助，所以只能终止了。不做这种治疗让丹尼很高兴。他那时已经瘦得形销骨立，比任何时候都虚弱。他在家里度过的最后一周，我们全家人围绕着丹尼，丹尼身边总有人陪伴着他。他的身体虚弱得不能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会向我们微笑，向我们做出亲吻的口型或者拍拍我们的胳膊。他安详地离开了人间的时候我们把手放在他身上失声痛哭。这是一种痛苦的经历。我们庆幸的是他不必再和病魔苦痛挣扎了。但是我们依然被悲伤包围着，伤心欲绝，精疲力竭。丹尼过世后的两个星期对于我是一片混乱，我昏头涨脑地签字、做各种后事安排，打电话、招待来吊唁的亲戚，还有数不清的眼泪、拥抱和共同的哀思回忆。
事情总算忙得差不多了。亲戚们离开了，致谢信也写好了。每天我都能接到怀念丹尼的书信，那些美好和鼓励的文字让我感动得掉泪。但是日子却变得那么平静和孤单。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却不知道该先做哪一件，所以我每天都无所事事，百无聊赖。
一天早晨，我接到了附近殡仪馆的电话，“奥哈德太太，我们这里有一些你丈夫的遗物。”
装遗物的盒子很小，是包在牛皮纸里的。交给我的时候外面还装着一个墨绿色的天鹅绒袋子。我接过这个袋子的时候，心头又是一酸，把盒子紧紧抱在胸前。开车的时候，我把盒子放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我温柔地抚摩了一下盒子，甚至想给它系上安全带。
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忽然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是49年来丹尼第一次坐在我旁边却对我的驾驶一语不发。想到此处我悲从中来。我又爱抚着盒子，擦去泪水，让自己看清去路。这时候，丹尼的唠叨又回响在我耳边：“在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警惕。”
作者：贝蒂·奥沙尔
（Betty Auchard）
一位半退休的公立学校艺术教师。她的专长是绘画和织物染色艺术。她的有关如何用树叶和花作画的文章刊登在《日落》杂志和《丝线》杂志上。她的织物作品出现在《织物意象》和《改变织物》上，文章投给“国际自然绘画协会”。“国际自然绘画协会”的成员扶植用自然界中找到的鱼、植物和其他材料作画的古代艺术。《制作杂志》还用游记的形式重点刊登她的水彩树叶画。这些作品是在和她的丈夫驾着旅行房车环游美国时的几年间创作的，现在成为对他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