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里尔的遗言
CHERYL’S LEGACY
我第一次看见谢里尔的时候，她穿着松松垮垮的病号服。她的病房就在我隔壁。我们早晨开始在一起散步，聊天。我们很快发现是同一个外科大夫给我们做的一侧乳房切除术。我记得当时我们聊到这儿的时候，都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好像这种巧合很令人愉快似的。
然后我们开始迅速地交换信息。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乳房有问题的？”
“你是怎么发现肿块的？”
“你的孩子怎么看待你的病？你跟他们怎么说的？”
“你丈夫有什么反应？”
“医生对你都说了些什么？”
虽然我们刚刚认识，但因为这种共同的可怕经历，我们的心已经永远连在一起。我们相互倾诉不能说给家人的那种恐惧感、害怕问医生的问题和那些我们甚至在我们脑子里都没能想清楚的问题。我们探讨即将面临的新生活.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乳腺癌都已经是晚期的时候，我们表示了愤怒和吃惊，因为让我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医生对这种较为普遍的疾病知道得那么少？我们还对自己感到生气，因为我们没能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上医院诊断，而是听从了医生的误诊。谢里尔第一次发现自己乳房里有肿块时刚刚34岁，她赶紧预约了医生。但医生安慰她说，她还太年轻，不会得乳腺癌的，因此不必有任何担心。我也一样， 我在发现自己乳房上的肿块后也去看了医生，但他说那是良性的纤维囊肿，不用担心，这一下就耽误了两年。我感到肿块每天都在增大。它在我并不大的乳房里已经长得像个小苹果。但像谢里尔一样，在我的身体已经提出严重警告的时候，我仍然没有上心，而是盲目地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在我们出院后，我和谢里尔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化疗和放疗、同孩子谈这个问题、讨论剩下一个乳房后及头发大量脱落是否影响性生活。我们甚至谈到死亡。最后我们决定出版一本小册子，将我们的经历告诉所有女性，让她们了解必须向医生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将给这些女性一些建议，以免她们重蹈我和谢里尔的覆辙。我们成为防止乳腺癌的宣传员和活动家。我们向对方保证，如果有一个人先走，另外一个人也要将这项工作坚持下去。
我和特里谢开始接受长期的院外治疗，我们每周都要长谈一次，继续编辑我们的《女性，我需要知道》的小册子，内容包括乳腺癌的知识、女性必须了解的症状及向医生提的问题。我们在人群集中的地方发放小册子，为想了解乳腺癌的人们讲课。
但这项计划很快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实施了。谢里尔不得不跟新的敌人——癌症复发——作战，她知道自己已来日无多，她在被诊断出乳腺癌后仅活了20个月就去世了。她的去世让我更加坚定地实施我们的计划，因为我还代表着她。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她只能用很小的声音对我说：“洛莉，永远不要停止讲我们的故事。”请放心，我永远不会停止！
作者：洛莉·钱皮恩
（Lolly Champion）
她致力于为妇女健康立法，在自己患乳腺癌后，她作为当代评论家积极参与“防乳腺癌研究计划组”的工作，同时还是其他一些类似机构的成员。她的使命是鼓励妇女战胜乳腺癌。她最大的乐趣是教课：讲解乳腺癌之谜及如何自信地对待这种疾病。她对商界人士、文职人员和社区业主讲解及早发现乳腺癌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