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的走动式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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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休利特，他首先开创了后来被称为仆人领导的方式。1971年，在他去日本旅行之前，他发电报给惠普驻东京的地区经理迪克·洛夫，问他是否需要自己从美国捎什么东西。洛夫回答说：“这里很难找到正宗的玉米饼。”当休利特抵达东京机场时，他递给洛夫12个塑料袋，每个袋子里有12个玉米饼。休利特有点抱怨地说：“我只能去商店里买这些。如果你早点说，我就能去圣何塞的农贸市场买真正正宗的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洛夫竭尽所能拓展惠普在日本的业务，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本来就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经理，但现在更有了额外的动力：他不想让自己的老板兼朋友——比尔·休利特——失望。
在巡视的时候，帕卡德和休利特如此认真地听取下情而且完全不讲什么等级尊卑，因此不知情者认为他们的系统类似于集体管理。事实并非如此。惠普营销经理德怀特·约翰逊曾刻薄地评论：“他们告诉我们集体意见是什么，然后我们再设法接受。”在小事上，帕卡德和休利特非常谦虚，总是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但在大事上，他们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
此外，这两个创始人也都非常喜欢当家长。在公司的烧烤聚会上，戴夫·帕卡德会系上印有“老板”字样的围裙，把滋滋作响的肥嫩牛排逐一递给数以百计的下属。那一天他不仅让所有员工得到了薪水和成就感，而且还为他们分发食物（副总裁负责分发马铃薯和蔬菜）。另一方面，在二战之后，休利特趁地价便宜的时候在帕洛阿尔托附近山上购买了一百公顷的土地。之后，他向新住民出售一公顷或两公顷的土地，其中包括惠普的部分员工。他的售价很合理，传达了明确的信息：惠普将提供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因为它的创始人资源丰裕、眼光长远、仁慈慷慨。
他们两个也把自己的道德准则灌输到公司的方方面面。吹嘘和欺骗都被严令禁止，违者会遭到解雇。早期一则刊登在《电子新闻》上的惠普广告就犯了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它在大标题上打出了优惠价，但在正文中却说明这个价格只针对50件以上的大宗订货。两人中的一位写道：“再也别让我看到这种广告！”他的愤怒如此之盛，以至于笔尖把杂志页面都划破了。
尽管如此，一旦员工们了解公司的规章后，他们会认识到与创始人顶嘴并逃脱惩罚是可能的。度假时，帕卡德要求低层管理人员在饭后表演讽刺小品，以公司高层作为取笑对象。他对公关部经理戴夫·柯比说：“取笑任何人都可以。但是对我和比尔的嘲讽要最尖刻。”当然，人们尽可以在一个晚上肆意嘲弄休利特横冲直撞的开车风格，责怪帕卡德如同喃喃自语般的发言，甚至让舞台上的帕卡德扮演者斥责源源不绝的“无法胜任工作”的人。到小品结束的时候，帕卡德威胁说要炒掉公司一半的人——包括观众中兴高采烈地大呼小叫的经理们。
就在无意之间，惠普的创始人造就了无比坚实的团队精神和信任感。保罗·埃利在来到惠普的第一周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是从东海岸的斯佩里陀螺仪公司跳到惠普的。斯佩里公司的劳资关系非常差，工程师们拆除了车床，把车床零件藏在衣服下面，偷偷运出工厂，只是为了跟老板作对。在惠普，存放重要部件的库房终日开放，没有任何警卫值守，出入也无需登记。人们拿取工作所需的部件，但不会多拿。“如果有人有丝毫偷骗行为，”埃利回忆说，“车间里其他人就会好好教训他。管理人员根本无需插手。车间工人们的共识是，‘你在偷大家的东西，赶紧住手！’”
当惠普进入60年代，帕卡德决定避免在帕洛阿尔托形成巨型的企业园区。相反，他要在其他城市复制惠普的小公司优势，把势力扩展到科罗拉多州的拉夫兰、额勒冈州的科瓦利斯、爱达荷州的博伊西等地方。他创造了一个惊人的分散型企业，这个企业有很多小企业群，每个企业群都生产自己的产品，并自主制定日常商业决策，总部不作过多干涉。这些新企业很多都像地处偏远的大学城，附近有很好的狩猎、垂钓或滑雪场所。这很有利于招募员工，也使他们同其他不道德的大公司接触的机会降至最低。一般来说，部门经理自己就可以把惠普模式渗透于这些新公司。如果他们需要帮助，休利特和帕卡德也会很乐意前往，施展自己的魅力。当休利特在某个周末到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参观一家新的惠普分公司时，他惊讶地发现仓库是上锁的。他留下了一个条子：“请不要再锁上这间仓库。”这造就了又一个新的传奇故事。当别人复述这件事时，休利特被说成那天带了钳子，把锁夹断了。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却被听者善意地接受了，因为这让每个人认识到了故事的意义所在。
在休利特带动下，海外市场也迅速采取了这种形式。他12岁时曾在巴黎呆过一年，1945年曾作为美国陆军军官驻扎在日本，负责评估敌人的战时技术状况。这些经验使他很早就成了一名国际主义者。1957年，欧洲国家签署了《罗马条约》，迈出了形成经济共同体的第一步，这时休利特就提出有朝一日惠普在美国以外的市场将比本土市场更大。有人表示怀疑，但他仍然坚持己见，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惠普的欧洲总部，开始在德国生产设备，并与日本工业家建立了友谊——后来他们成了惠普在打印机业务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到1975年，休利特的预言实现了：惠普51％的销售额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
在惠普扩张的同时，帕卡德和休利特的视野拓展得更快。他们参加企业圆桌会议并加入了很多大公司的董事会。帕卡德成了波音公司和谢夫隆化学公司的董事，休利特加入了大通银行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董事会。在不同时期，帕卡德曾任各种重要或不重要的电子行业协会的主席或董事。这两个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整个行业取得成功。此外，有时候有些业内团体也是很有趣的。他们都加入了波希米亚俱乐部，这是旧金山地区公司白领组成的一个秘密组织，他们每年在森林中的大型消夏活动历时数周之久。这些聚会有点大男子主义的味道，但也是结识商业领袖的好地方，例如他们就是这样结识了贝克特尔建筑公司的总裁，日后成为里根政府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
1968年总统选举之后，帕卡德决定在自己称之为公共服务（而其他人称为政治）的领域碰碰运气。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积极支持者，帕卡德应邀成为尼克松第一任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两年半。令他苦恼的是，在经营惠普时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五角大楼却常常毫无用处。越南战争打得很失败。没有人公开反对他的家长式管理，但有时候职业军官执行起他的指令来却出奇的疲塌。而且他对此几乎毫无办法。正如一位作家在1970年所写的：“他在国会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因为那里最注重的是精细之处和政治手腕。”1972年1月，帕卡德重返惠普，这时的他像是老了10岁。当别人问起他在华盛顿取得的成果时，他回答说：“我把烟戒了。”
在帕卡德离开惠普这段时期，休利特终于登上了惠普老大的位置——他已经坐了31年的第二把交椅了。这对休利特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在担任总裁的第一天，他对很多惠普员工发表讲话，希望他们知道公司仍然是由一双可靠的手在管理。当他以稳妥的话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他的声音不禁嘶哑了：“我们可能在管理方式上稍有改变，但我们的目标依然如旧。”一位见证人说自己看到休利特眼中泛起了泪花。这位新的首席执行官紧紧抓住讲台，停顿了几秒钟，过了片刻才能继续开口讲话。
在接下来的9年里，休利特一直担任惠普的首席执行官（当帕卡德从华盛顿回来时，这位“老爹”只能恢复自己原来的董事长头衔）。在休利特任内期间，公司的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但有两个影响最深远的变化并没有在财务报告上体现出来。
首先，休利特使惠普成了女性就业而且担任领导者的好地方。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他就在公司会议上说，惠普需要为妇女打通事业发展的渠道。他声称，很多在惠普生产线上工作的女性非常聪明能干，足以担任工程或营销等重要职务。他说：“我们对她们太大才小用了！”他说，如果惠普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快地让女性进入管理层，公司将获得非常大的竞争优势。
改变惠普的大男子主义并不那么容易。在工作中，大家都知道经理会要求迷人的女秘书穿“性感”的衣服上班，因为这会让工作辛苦的经理们精神振奋。所有重要的经理会议上都会流传黄色笑话。公司里流行的消遣是在公司图片上贴条子，看谁能给无聊的图片配上最猥亵的图解说明。
在惠普的大农场里，休利特和帕卡德也一直用轻松的男性聚会来款待朋友。他们和朋友们早早起床，匆匆吞下帕卡德自己准备的咖啡和面包卷。他们用整个上午猎鹿，在午饭前小酌杜松子酒调制的饮料，饭后小睡一会，接着又开始打猎。晚上，他们围着篝火吃牛排，然后唱几个小时的民歌和黄色小调。帕卡德本人会表现出工作时难以想象的放松姿态，他最爱唱的歌是诸如这种：“我爸爸是埃迪斯通的灯塔看守人，有天晚上他和一条美人鱼肌肤相亲。”参加的男人们都认为这是一项热闹又开心的活动。如果有人建议中止这项内容，他们将非常气愤。但从70年代开始，这个风俗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关于男女地位的改革正在进行。1974年，休利特带着不容置疑的自豪感告诉一位新闻记者，惠普正在为有才能的女性打开渠道，让她们有机会成为车间主任。她们当中很多人“明明具备成为管理者的能力，却从没有想过自己有领导才能。”他说，“如果鼓励她们发挥才智，我们就得到了一种重要资源。”
休利特的另一项改革更加系统化——让什么样的人进入惠普领导层。帕卡德总是按照直觉行事，有时候会让没有正式学历的人升任高职，只因为他确信他们能够胜任。但休利特认为，是让惠普管理渠道正规化的时候了。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进行高级商务培训并雇用新的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后者编制预算和制定战略的能力将帮助惠普正常运转——因为惠普现在已经是一家资产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了。老资格的惠普员工认为这些商学院毕业生过于沉静和冷漠，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惠普模式。但休利特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公司的基本原则没有变。如果新的经理人对某些惯例做法进行调整，这也只是商业发展所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