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卡莉·费奥瑞纳从卢·普拉特手中接过权杖时，每个人都希望把交接过程描绘成一帆风顺、一团和气。1999年7月，就在费奥瑞纳来到公司后不久，她和普拉特就在公司总部的院子里坐下，互致礼貌的问候，所有的员工都能够通过广播听到他俩的谈话内容。费奥瑞纳对她的前任说：“您领导这家公司的成绩十分出色。我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聆听您的教诲和获得您的支持。”普拉特谦逊地回答说：“你放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在交接过程中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助，我都会尽力而为。”
可是两个月后，在惠普公司九月份的董事会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卢·普拉特的情绪极差。他就要把董事会的董事长职务让给老对手迪克·哈克博恩；实际上，普拉特正渐渐变得无足轻重。费奥瑞纳根本就不想征求他的意见。一天天过去，两个人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联系。普拉特曾经组织过一次去亚洲的旅行，让费奥瑞纳见一见惠普公司在当地的重要伙伴。在这些会面中，只要寒暄过后，费奥瑞纳就根本不听他的话了。她把整个会谈变成了一言堂，描绘着惠普公司在每个国家发展的宏伟计划。东道主认为她非常了不起，但普拉特却认为她开了很多空头支票。他觉得他应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普拉特发挥了他作为一名老董事的职权，要求费奥瑞纳离开房间，他要向董事会发表讲话。这将是一次“高层会议”，没有助手或内部人士来监督整个进程。这是董事们直言不讳发表见解的好机会。费奥瑞纳拿起她的文件，走出了大门。她要呆在她自己的办公室里，直到董事们请她回来。
费奥瑞纳刚离开房间普拉特就发言了：“她根本不想听取我的意见。”接着，他开始讲述亚洲之行的细节，一站一站地说。不论东道主问什么问题，费奥瑞纳都有问必答。这让普拉特感到很不快，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她的技术知识范围。更为糟糕的是，她还当着他的面保证每个国家的市场都会有发展。亚洲国家的经理们非常高兴，但普拉特却不敢保证她的所有承诺都会成为现实。普拉特的事业就是在“少许诺言，多做贡献”的优良品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她却是一个新经济的领导人，靠大胆的目标来推动人们走向未来。听众们越是接受费奥瑞纳的花言巧语，普拉特的内心就越发翻江倒海，害怕她破坏惠普公司的信誉。他的这一番话使得其他董事们感觉到他正在重新考虑对公司新总裁的看法。事实上，普拉特似乎怀疑公司的这一举动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
普拉特还没有彻底完蛋。他认为必须有人挺身而出，更主动地给费奥瑞纳以指导。他一直愿意承担这一角色，但显然费奥瑞纳不想接受他，董事会也不想接受他了。管它呢。肯定要有人承担这一角色，不过他怀疑迪克·哈克博恩——新来的董事会董事长——能否承担这一责任。必须有人给费奥瑞纳来一记迎头痛击，不要让她盲目自信，认为自己无时无刻不是对的。正如普拉特所说的，“每一个有信用的人常常会说，‘哎呀，我不知道这件事。让我查查，过一会我再告诉你。’依我看来，有问必答的人都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这个人刚到这个岗位才一个月。”
董事们都害怕了。普拉特显然正在发火。他正在发泄怒火，不单单是冲着费奥瑞纳来的；他发怒的对象是新一代人做生意的方法以及新一代人对他在惠普公司历史上的地位的评价。33年来他一直努力工作，为惠普公司的发展竭尽全力；而现在当他离开这个舞台时，竟然没有一点掌声。一时间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看着哈克博恩，等待着他的反应。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希望普拉特不要那么匆忙地对他的继任者做出评判。董事会的职责是帮助费奥瑞纳胜任这份新工作。如果普拉特有心事的话，为什么不找个别的渠道来发泄他的忧虑呢，为什么要公开地表达他的忧虑，干扰董事会的会议呢？
最后，独立董事萨姆·吉恩发言了。他说：“喂，朋友们，能不能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雇用她？”
这句话一出口，董事会就有话可说了。董事们提到当年公司的发展停滞不前，经营状况惨淡，所以几个月前他们就觉得要在公司以外的社会上寻找一个新总裁。当时的惠普公司失去了活力。这就像是一辆在慢车道里行驶的“卡迪拉克”被一辆辆有活力的年轻对手超过，而这些对手不过是些“宝马”、“保时捷”和“马自达”。卡莉·费奥瑞纳就是治愈顽疾的药方。她要把青春、热情和乐观带给惠普公司。如果她的领导风格和卢·普拉特不太一样……那么，这也许就是最好的。董事会里所有的激进派领导——迪克·哈克博恩、杰伊·基沃斯、帕蒂·邓恩、菲尔·康迪特和其他人——现在开始说话了，他们都站在费奥瑞纳一边，帮她辩护。一两个老派的董事认为普拉特可能说得有道理，可是这一两个董事要么快要退休，要么马上就要到安杰伦公司的董事会里供职去了。这里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会议室了。控制权很快落入现代派的手中，他们看世界的方法和卡莉·费奥瑞纳一样。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发言，加入到这个划清界限的时刻。在整个过程中，董事们根本忘了时间。有人曾统计过他们这次闭门高层会议，共持续了两个小时。
与此同时，费奥瑞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着，看着时间一点一滴地走过。没有人来叫她。普拉特并不是简单地讲几句话。这次会议已经成为一场马拉松会议，实际上其他的董事们这个时候正在她的背后谈论着她。最后，迪克·哈克博恩走进了她的办公室。费奥瑞纳正坐在一张小沙发里，腿蜷缩着。她知道她要硬起心肠，接受长时间的考验。
哈克博恩坐在她的身旁。他解释说普拉特认为她的动作太快了。费奥瑞纳要他说得详细点，于是他把普拉特的担心一点一点说出来。费奥瑞纳偶尔打断他的话，不过大部分时间她都只是在倾听。费奥瑞纳后来说道：哈克博恩“很为人着想。我记得我们俩坐在一张椅子上，靠得很近。这种身体上的接触让人很安心。”从来到惠普公司那一刻起，她就感觉到普拉特的地位问题将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不过她觉得自己不能被这个问题拖慢改革的步伐。她必须尽快把惠普公司从睡梦中叫醒，她需要整个会议室所有人支持她做这些事。
等到费奥瑞纳掌握了普拉特的忧虑后，她就要反击了。她说：“迪克，董事会不能把我当一个试用者看待。我们有过协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我们必须前进。我们不能，绝对不能就此停步。”
哈克博恩马上让她放心。他说：“不，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他告诉她说他认为普拉特的担心是过时的。他明确表示，其他董事都坚定地站在她一边，都支持改革。
一条无形的沟被跨过了。惠普公司的董事会不再是一股阻碍改革的力量，不再强化过去的那种做事方式，不再支持谨小慎微的风格。董事会主张尽快进行改革，其速度让公司的其他人都受不了。人际冲突再也不是那么恐怖了：这只能说明有的人错得太离谱了。在新时代，保守派语无伦次的抗议声可以被视作是个好消息。如果保守派勃然大怒，那么这说明新的观念已经开始占主导地位。1999年年初当董事们把卢·普拉特赶出大门时，他们已经开始接受这种新的世界观。这让大家精神振奋，前面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