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学院还有不少兼有学术和社交性质的座谈会。因为梅森学者平均年龄较大，工作经验丰富，有的已经身居高位，所以学校对我们比较优待，常为我们安排这类活动，很让其他项目的学生羡慕。一年当中，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肯尼迪总统当年最亲密的助手西奥多·索润森（Theodore Sorensen）、泰国中央银行行长蒙戈·桑那库（Mongol Sonakul）、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等都曾与我们专门座谈。因为来宾地位较高，通常安排有正式的茶会或宴会，所以要求正式着装。但由于是小范围活动，气氛甚至比其他讲座或讨论会更轻松热烈，主讲人能说一些大庭广众之下不好说的话。如李光耀先生2000年10月份来这时，正是他结束对台湾的访问后不久，他在座谈会上坦率地谈了台湾问题，认为时间对大陆有利，台湾应该回到“九二共识”。
曾荫权先生20年前就是老梅森学者，2000年11月是作为肯尼迪学院的杰出校友返校领奖的，对我们来说当然更亲切。他建议我们不必把时间都花在课堂上，因为“得A很难，考不过更难。”他还应我们的请求，回顾了港府1998年入市击退炒家那段艰难的日子。他说实在不愿再回想，当时压力太大了，真可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香港素来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港府入市在许多人眼里已属离经叛道，万一宝贵的外汇基金遭受损失，刚回归不久的香港及“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也会受到巨大影响。他一席推心置腹的话使我们无不动容，在深深敬佩的同时，也深感公共政策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决策的艰难。午宴后他兴致勃勃地与每位大陆来的梅森学者合影留念，我还有机会向他请教有关内地与香港金融证券合作的问题，他表示方式很多，潜力巨大，对双边都很有好处。
在这类座谈会上还能见识一些大人物的“小伎俩”。2001年4月，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应邀与梅森学者共进早餐。之后他有一个简短的演讲。他上讲台后，随手把厚厚的一叠材料扔到地上，我们正惊愕，他说属下为他准备了讲稿和背景材料，但他来是与哈佛学子讨论，不是来照本宣科的。于是台下一片掌声、笑声，大家都被总统先生的姿态和幽默所倾倒。第二天晚上他在论坛（Forum）正式演讲，我又看到了相同的一幕，只是掌声更加热烈。总统先生也爱玩些小花招，可见“领导也是人嘛。”
(作者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