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嘉诚一生中惟一一次“饭碗危机”。一年后，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他已经熬过最艰辛的一年，老板给他加了工钱，他能够向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茶楼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谢茶楼老板，老板成全了李嘉诚养家糊口的基本愿望，给予他极好的人生锻炼。
为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他渴望从事新的职业，尤其是跟复杂钟表打交道的行当。李嘉诚迈向社会，曾拂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李嘉诚又觉得，他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自己是在社会闯荡和磨炼过的人，进舅父的公司，不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
庄静庵回忆少年李嘉诚时说：“阿诚的阿爷谢世太早，故阿诚少年老成，他的许多想法做法，就像大人。”
李嘉诚进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为嘉诚是外甥而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儿，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舅父对嘉诚的长进心喜不已，但他从不当面夸奖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黑暗的日治时代结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变，只是太阳旗重新换成米字旗。战前，香港人口163万，日治时期锐减为60万。大批的房屋遭破坏，英国接管香港，有17万人无家可归。战时逃出香港避灾的人，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港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给，复兴香港经济。
庄静庵预见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与人打交道；进中南公司，经过装配修理的学艺，对各类钟表了如指掌。他很快就掌握钟表销售，做得十分出色。与李嘉诚同在高升钟表店共事的老店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
“嘉诚来高升店，是年纪最小的店员。开始谁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但不久都对他刮目相看。他对钟表很熟悉，知识很全，像吃钟表饭多年的人，谁都不敢相信，他学师才几个月。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会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也能做个标青(出色)的钟表商，还没想到他今后会那么威水(显赫)。”
少年时的李嘉诚，就显示出与众不同。只是他的社会地位低下，不引人注意。他在茶楼打工，常常利用短暂的空闲默读英语单词。他怕遭茶客耻笑和老板训斥，总是靠墙角，迅速掏出卡片溜一眼。他深知眼下吃饭比求知更重要，只能给自己定下最低目标——不遗忘学过的单词。
大凡成大器者，聪明是其一，重要的还是勤奋。
进了中南公司，晚上的时间全是自己的，白天做工不那么劳累。李嘉诚给自己定下新目标——利用工余时间自学完中学课程。他年少位卑，骨子里却有股不屈的傲气，渴望出人头地，像舅父，像茶楼遇到的“大粒佬”(大老板)，干一番大事业。虽是在战时，科技的力量无所不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最终败在美国手里，无不与科技有一定的联系。进入和平年代，科技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日新月异。
没有知识，很难做成大事业，这是极浅显的道理。
李嘉诚尽管有十分强烈的求知欲望，却为买教材而发愁。他的工薪菲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还要保证弟妹读书的学费，他希望弟妹能一帆风顺读完应读的学业，而不是像他这样。李嘉诚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购买旧教材。许多中学生，将用过的教材当废纸卖掉，或当垃圾扔掉，就有书店专门做旧书生意。
李嘉诚谈起节省几港币买新书的钱，言谈表情，比现在赚几亿港元还兴奋：
“先父去世时，我不到15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不得不去工作，忍痛中止学业。那时我太想读书了，可家里是那样的穷，我只能买旧书自学。我的小智慧是环境逼出来的。我花一点点钱，就可买来半新的旧教材，学完了又卖给旧书店，再买新的旧教材。就这样，我既学到知识，又省了钱，一举两得。”
从这件小事，可见少年李嘉诚，已开始具备商业头脑。
1946年年初，17岁的李嘉诚突然离开势头极佳的中南公司，去了一间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五金厂，做行街仔(推销员)。
同事大惑不解，阿诚是老板的外甥，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在公司前程无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为的是哪般？莫非他神经出了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