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加上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香港信心危机，香港股市地产急剧下挫。1981年，长实的年盈利13.85亿港元；1982年，长实盈利下跌到5.26亿港元，跌幅高达62%；1983年，公司盈利继续下跌至4亿港元。
长实情况不妙，整个香港业界更是一片黯淡，移民走资的浪潮风起云涌。一些回潮汕老家的港商说：“看这情况，香港的有钱人都会跑光了。”一时间，潮汕流言四起，“汕头大学要下台了！”“李嘉诚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会再拿钱来建校了！”有一些人，还跑来汕大基建工地，看看是否开工，是否如传闻所说摘下了筹委会的牌子。
笔者那时在广州，也听说汕大筹建遇到麻烦的传闻。我曾对一位在穗办事的香港潮商说：“你们潮汕那么多人在香港东南亚，有钱的大老板成千上万，一个人出一点钱，盖几座大学都不成问题，也就不会叫李嘉诚一个人为难了。”
这位潮商支支吾吾，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那时刚参加工作，不懂得察言观色，直言快语道：“你捐了多少钱？没有百万，也有10万吧？”
潮商坦诚相告：“我一蚊(一元)也没捐，那是李先生立的碑，我把公司的盈余全填进去，只是碑里的半块砖头，说不定还埋在土里头。我太太叫我不要做老衬(傻瓜)。再说来，我老家村里的亲戚也通不过，要我捐几蚊湿湿碎(小意思)。要不，他们在村里脸上无光，说不起话。我捐了4万蚊建村周的牌坊，干部们把我当恩公，我那些亲戚，也都威水多了。”
我的同事，说这位港商思想觉悟有问题，利欲熏心，斤斤计较。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是大实话——代表了众多商人的心理。这也就意味着，汕头大学成与不成，大概惟有靠李嘉诚一人了。
也许，李嘉诚在香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许，他原本就不对其他人寄以厚望。在公司状况不佳、流言四起的非常岁月，李嘉诚终于表态了。1983年5月23日，李嘉诚给汕大筹委会主任吴南生写信：
“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以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
1983年7月29日，在广州解放路广东迎宾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梁灵光、省委书记吴南生、全国侨联副主席蚁美厚等，晤见李嘉诚、庄世平两先生。李嘉诚再次表示：
“我在事业上，一切都可以失败，但汕头大学一定要办下去!”创办汕大，“这是我作为一个国民应尽之天职，亦是我抱定之宗旨!”
任仲夷等领导高度赞扬李嘉诚的高尚行为。任仲夷说：
“闽有陈嘉庚，粤有李嘉诚；前有陈嘉庚，后有李嘉诚。”
1983年秋，汕大首期工程开工，首次招收学生。同年12月31日晚，李嘉诚在“汕头大学奠基典礼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
“我认为汕大的创办，是合乎民意，深得人心的。千方百计以破釜沉舟精神，务必使之建成办好，这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翌日元旦，在汕头大学奠基典礼剪彩仪式后，李嘉诚在龙湖宾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
“创建汕头大学是一个国民应尽的天职。支持国家，报效桑梓，乃是我抱定的宗旨!”
“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也需要有优秀思想文化素质的人才去操纵去控制。汕头大学的创办，就是要为国家四化培养人才，为潮汕地区培养出一流人才。为潮汕人民服务，为改变潮汕的落后面貌出力!”
陈衍俊先生在其著作中叙述道：
“尽管当时李嘉诚面对的是香港经济的严重困难时期，但是为了汕大的事业，他除了自己要付出许多时间关心汕大的工作外，在香港公司内，还组织了一个专门负责汕大事务的工作班子。经常派出工作人员来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和困难。派出专家和建筑师，到建校工地进行具体现场指导，严格要求建校工程质量上乘。多方收集世界先进国家名牌高等学府的有关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的先进经验及资料，送给汕头图书馆供教职工学习、参考、借鉴。
“在繁忙的商务活动中，总要安排时间会晤到香港的世界知名学者、专家、教授，倾听他们关于如何办好汕头大学的意见。每次到外国进行商务活动，也总要安排出一定时间，去访问一所有影响有名气的大学，去获取经验，去取得感性认识。还积极为汕大聘请外籍教师，为汕大教师出国深造、访问、讲学，争取参加有关国际性学术会议等等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提供了许多方便……
“桑浦山南麓迭有奇峰险洞，青山似黛，山石嶙峋，翠绿宜人。校区地带开阔平坦。校区内北端还拥有日月湖水库，拥有水面面积150亩。新建水中亭榭之后，红瓦飞檐，碧波辉映，益显幽深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