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的一个早晨，我驾车经过费尔菲尔德的GE总部前门的安全警卫，驶向蜿蜒的车道。那时所有的树木都光秃秃的，地上覆盖着积雪。我转入地下车库，将车子停在一个空车位上，走进电梯，来到西侧建筑的三楼。经过宽阔的走廊，我来到在拐角上一间有玻璃幕墙的办公室，这是距雷吉·琼斯最远的一间。
这个地方非常安静和正规，既冰冷又不友善。我没有秘书和职员，但有3个经理人，他们
曾经服务于和我竞争雷吉职位的主要对手之一。我还不认识在费尔菲尔德总部工作的成百上千个人。鲁本·加托夫曾说服我留在GE，自己却在两年以前（1975年下半年）离开了它。
那里仅有两张友好而熟悉的面孔：查理·里德，匹兹菲尔德工厂爆炸时曾大力支持过我的执行官，现在在匹兹菲尔德任公司的首席技术专家；迈克·艾伦（Mike Allen），前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的顾问，我是在做塑料业务的年月里第一次遇见他的，他来总部做战略策划工作。这两个人都离我的办公室很远，并且冗务缠身。
真正使我感到孤独的是，我失去了我在费尔菲尔德最好的朋友和支持者赫姆·韦斯，他是GE的副董事长之一，一年前死于癌症，他曾是联系我与公司高层之间惟一真正的纽带。赫姆给我的最后支持是在董事会董事7月份的高尔夫球比赛上，他陪我一起走过了3个洞。6个星期后，1976年9月，他在纽约医院去世。后来我发现，他在最后的日子里曾让雷吉多关照我，因为我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我真孤单，别提什么“海阔凭鱼跃”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汪洋中的一条小鱼。当然，我在这儿曾多次出风头。即使以前在一天快结束时，在呈交一份商业报告或索要建筑一座新工厂的资金后，我仍很高兴回到匹兹菲尔德。
当然，这次情况不同，这次是长驻费尔菲尔德了。
过去我每天上班穿的是汗衫和牛仔裤，与5个亲密朋友一起工作。与雇用的人成为朋友，并与他们的家人来往交际，我可能破坏了公司的规矩。
但是，我们都顺利完成了工作，我们也都喜欢工作，我们感到我们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商业公司。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在以下的4个月里，我在斯坦福麦瑞特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这增强了我的“身在他乡”的感觉，直到卡罗琳和4个孩子可以来到我们在康涅狄格州的新家。这是事情积极的一面，它可以让我一头扎进我的新工作中。
迁到费尔菲尔德使我提升得很快，进入新设的管理层。我是5个部门执行官之一，我们5个人，加上两个公司高级官员—GE的首席财务官阿尔·威（Al Way）和公司负责策划的高级副总裁鲍勃·弗雷德里克（Bob Frederick），都被公开确定为竞争雷吉职位的候选人。
其他4个部门的首脑是：约翰·伯林盖姆（John Burlingame），一个掌握着GE国际业务的物理学家；埃德·胡德（Ed Hood），掌管科技产品和服务部门的工程师；斯坦·高尔特（Stan Gault），一个在电器业务中经验丰富的人，掌管着工业部门；以及汤姆·范德史莱斯（Tom Vanderslice），原为富尔布赖特（Fulbright）学者，掌管能源系统。
雷吉将这个新的管理层放到选择继任者的过程中，来检验我们运作自己并不熟悉的几亿美元业务量的技术和能力。我掌管消费品及其服务，这是惟一一个由雷吉于一年前创立、用以试验自己想法的部门。这份工作让我负责年收入为42亿美元的生意，占公司整个销售额的20%。这份生意包括主要电器、空调、照明设备、家用电器和音响产品、电视机、收音机和电视台，还有GE信贷公司。
这种结构可以很好地帮助雷吉选择他的继承人，但对我却有问题。我的新顶头上司、副董事长“戴夫”沃尔特·丹斯（Walter“Dave”Dance）倾向于竞争中的另一个候选人斯坦·高尔特，他长期以来受到丹斯的保护，像丹斯一样，实际上他将自己的整个生涯都投注到我们的电器生意上。
我绘制的GE高层领导序列图
丹斯对高尔特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他当然对高尔特的各种选择给予全力支持，但这让我的日子很难过。这是我在GE的17年时间里第一次没有上司支持我。高尔特在此前一年里曾经掌管我的部门，也完全于事无补，所以我在这里走的每一步看起来都像是对他或丹斯的事后批评。
另一位副董事长杰克·帕克（Jack Packer）在这场竞争中也有他倾向的人选，我并不在其中。帕克是GE飞机引擎业的先驱之一，他一直支持这项事业以及其中的人。他倾向于他的两个直接工作汇报者：伯林盖姆和胡德，这使得汤姆·范德史莱斯和我像两个多余的人。
给我带来希望的是，两位副董事长丹斯和帕克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和雷吉的关系并不好，这就是雷吉没有选择他们的首要原因。雷吉曾和两位副董事长竞争他前任董事长的位置。他们并不是坏人，但他们因为没有得到雷吉的职位，非常失望。
在商业中，没有什么比上司不想让你赢更糟的了。这种事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层面发生，而且往往比我们所想像到的发生得更频繁。直到我来为丹斯工作之前，这种事还从未发生在我身上。我经过了这段经历之后还能幸存下来，只是因为我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我相信雷吉和制度是公平的。
假如这是一项“永恒”的任务，我情愿放弃它。我不愿毁掉我的事业或精神来等待它。对我来说，它对我比对其他人要简单。我知道我想得到它，而且不用太长的时间我就会知道自己能否得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