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当我不得不告诉鲍勃和吉姆他们将得不到这份工作时，我感到非常的难过。
星期天，我一直等到下午两点才打电话。我已经了解到了3位候选人直到年底的工作安排，这样我就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他们。
我打电话时，鲍勃和吉姆都在家。
“我和董事会召集一次会议。我最好出来总结一下这个决定及其背后的合理性。”
我没有打算在电话里告诉他们，他们将得不到CEO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当着他们的面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不过我也不想给他们一种希望上升的错觉。为了准确表达我的意思，上面的话我在家里至少练习了10多次，甚至在打电话前我还和简排练了一次。
我冒着瓢泼大雨，在下午3点到达了西棕榈滩的飞机场。这场影响了大半个国家的东部暴风雨完全有可能造成感恩节假期的飞行事故。很多飞机场都关闭了，飞机停在飞机场上。当我告诉飞行员我们不按照原计划降落到威彻斯特飞机场，而是到辛辛那提时，他们吓了一跳。在起飞都很麻烦的恶劣天气里，他们必须改变所有的飞行计划。
飞行员说恶劣的天气将使我们在地面上多待几个小时，于是我躺在沙发上，思考我该说些什么。我憎恨那些我必须做的事情，这就像你不得不选择一个孩子，而放弃另一个孩子。这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公平。他们为公司呕心沥血，他们从来没有同我或彼此间有过不公平竞赛。
他们付出了百分之一千的努力。
在这个事件中，我要他们3个去完成这件事，他们全都完成了这件事；接着又是另一件事，然后他们又全都完成了。他们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期望。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其中的两个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坏的消息—我没有任何别的话来鼓励他们，只能说他们将在别的地方获得更好的CEO职位。
那天下午，天黑得比较早。我5点半离开棕榈滩时，天已经全黑了。我大概在7点到了辛辛那提的伦肯航空基地。那个地方潮湿、阴沉、黑暗，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在薄雾下，我走在飞机跑道的柏油路面上，朝着一个有微弱灯光的私人飞机库走去。我觉得非常孤独，身边只有我的旧公文包。
周围没有一个人。当我来到门口时，吉姆已经在那里了。我和他打了个招呼，然后我们马上来到一个小型的会议室。
“很显然，”我说道，“这会是我一生中最难的一次谈话。”
吉姆的失望马上显露在他的脸上。
“我选择了杰夫。如果要生谁的气的话，就恨我吧。把我的头像钉在墙上，用飞镖扎我。我甚至不能告诉你这是为什么，我是凭我的直觉。我有3个金牌获得者，却只有一枚金牌。”
吉姆开玩笑说没有重新计票。当时正值佛罗里达总统竞选的混乱之中，说他有多么宽容和亲切也不过分。
“我想让你知道我是很希望得到这份工作的，但是我同样也想告诉你，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公平的，因为你在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是廉正的，你给了我们每一个机会。”
在接下来的40分钟里，我们谈得很好。我们谈到了人生、他的父亲以及他在GE的18年经历。我告诉吉姆，从我们1982年的第一次见面开始，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还回忆起他是如何被我们在匹兹菲尔德的一位老员工格雷格·莱门特从麦肯锡咨询公司挖来的。从他在我们信息服务部门的第一份工作开始，到最后这份工作，他为我们做了许多非常好的事情，没有人比他转化我们的飞机引擎公司做出的成绩更大。
“你的最后两年是你做得最好的两年，而且你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无论你到哪里，你都将会是一位非常出色的CEO。”
我回到了飞机上，把我们的飞行员又吓了一跳。
“我们不去威彻斯特了，我们现在必须飞到奥尔巴尼去。”他们忙乱地做完准备工作后，我们穿越了浓密的云层，在9点到了奥尔巴尼一个空荡荡的飞机场。这里仍然潮湿、寒冷。因为顺风，我们比预期的时间到得要早，那时鲍勃并不在那里。
他不在我反而感到了一身轻松，对他说他没有得到这份工作对我来讲尤其困难。在他们三个中间，我认识鲍勃的时间最长，我在70年代末就认识他了，那时他是一间工厂的经理。他的父亲在GE工作了一生，和杰夫的父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