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姨夫罗恩在高中当了很多年咨询顾问。我是去咨询他的年纪最小的人。我是个早熟的孩子，六岁时曾去问他：“罗恩姨夫，哪所大学最好？”
“哈佛大学。”他说。
“怎么样才可以上哈佛？”
“你得做些不一般的事情，”他说道，“别人没做过的，像爬山之类。”我对此想了又想，但就我六年的人生来说，实在想不出什么不寻常的事来。我觉得自己是不会去做像爬山那样怪的事情的。
我再没有想过要上哈佛大学，直到高三，在入学申请截止前八天。
我不打算上离我在昆西的家不远的大学。我已经厌倦了新英格兰的冬天，我把上大学看作一个机会，去见识一下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我翻阅着大学介绍小册子上那些明艳的照片，对那些阳光明媚的新校园、清新的春天、那些熠熠生辉不知名称的远方城市的天际轮廓着了迷。尽管会想念妈妈，可我想去某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像田纳西的纳什维尔，犹他州的盐湖城，或者佐治亚的亚特兰大等。我不想上哈佛，它就位于波士顿地铁红线的另一头。
我申请了位于纽约的新社会学研究学院，还有布朗大学。这两所大学都以特别自由主义闻名。就是这些大学似乎也太近。我申请了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和亚特兰大的艾默瑞大学，因为它们所处的地点我很陌生。
12月下旬，我所有的大学申请表都已经寄走了。我去参加哈佛延伸学校课程（心理动力学和宗教两门课）举行的期末晚餐会。晚餐会在我老师剑桥的家里举行。
我准备了两道菜带去。一道是用酸奶、格兰诺拉麦片和苹果块做的丹麦风味菜，另一道是用茄子做的叫做炖菜的东西。我穿上最喜欢的圣诞节外衣，那是件红绿镶嵌的格子花呢裙子，我妈妈从庭院销售买来，然后给我改成迷你裙大小。我配上黑色长筒袜，脚蹬野战靴，头发染成绿色。我来到奥斯丁教授家的房前，被房子的大小和雅致所倾倒。一排木格子架包围着整幢房子，比我个头还高，架子上爬满了常春藤。我穿着法兰绒迷你裙，感到渺小而普通，仿佛是个五岁小孩子，一个脸蛋带着苹果般的红晕第一天上学见到老师的幼儿园孩子。我按响上面写着“按这个铃找多萝茜·奥斯丁和戴安娜·埃克”的门铃。另一个门铃上标着：“按这个铃找埃里克·埃里克森”。见到这些，我更为敬畏了。课堂上我们曾经读过埃里克森的书，他是弗洛伊德的门生和同时代人。我觉得好像被邀请到了某个只有在传奇中才存在的人的家里。
奥斯丁教授来开了门。班里每个同学都叫她多萝茜。她满头漂亮的银发映衬着一张热情的笑脸。她帮我脱下大衣。房子里早就挤满了学生。她接过我带的菜，高声说道：“多么好的菜！”她把它们跟其他食物一起放在那张大大的桃花木餐桌上。
我开始加入到其他学生中去，他们年纪都比我大——从二十出头到白发苍苍的七十岁老人。那天晚上某个时候，我跟多萝茜说着话。她高叫着说她一直不知道我还在上高中，正要申请上大学。
“你申请哈佛了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说，“我觉得我不会被录取的。而且我觉得自己也不能融入到哈佛的学生中去。”我想哈佛大学是那些高中毕业致告别演说辞的学生和那些读过微积分、上过全部高级课程班并且从未缺过一天课的学生才好申请上的学校。
“噢，不，你一定要申请。”她向我保证哈佛大学是个十分多元的地方，尽管它以悠久的传统举世闻名，它同样还是个各色人等都能茁壮成长的学府。“你明天去拿一份申请表。”她注视着我，然后说：“我来把你介绍给我的同屋戴安娜。她是哈佛大学比较宗教系的系主任。”她离开了一会儿上了楼，然后带着戴安娜一起回来。我在哈佛延伸学校曾经上过几门世界宗教课，对成为宗教专业的学生很有兴趣。
我跟麦克先生讲了多萝茜和戴安娜说的话，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他打电话给我的咨询顾问教师丹尼拉先生，请他到文化遗产课程教室来商谈。他们没有想到过我去申请读哈佛大学，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那种“上哈佛”的学生。昆西高中不是所顶级学校，即使是那些在毕业班里排名数一数二的学生也并不总是能够被常春藤大学录取。我在班里排名二十。我二年级的成绩平平——很多门得差和不及格的——那学年我刚好过了关。我一年级和三年级的成绩要好些——但我的成绩都没有达到4.0的。可是麦克先生说：“好吧，要是她们认为你应该申请，你最好就去申请哈佛吧。”
那天下午，麦克先生、我还有其他几名学生到剑桥的沃本恩山公墓去祭扫我们的朋友、也曾经是文化遗产课程学生的丽莉的墓——她前一年得白血病死的。于是我们到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弯了一下，拿了申请表。那天是12月24日，离申请截止还有一星期。
下一周我去拜访了多萝茜和戴安娜。这次是上午去的，那幢雄伟的房子洒满了阳光，里面没有一个学生，只有两位教授和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她们抽空阅读我的申请入学作文并帮我修改。多萝茜说她会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后来我发现戴安娜也写了一封。
在那年除夕，我拿着填好的申请表来到位于花园街的招生办公室。办公室关着，但是我把厚厚的棕色牛皮纸信封放在了积着雪的台阶上，希望过了新年办公室重新开门后有人会看到它。
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里发生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件。二月份，我被从十二名最终候选人中挑选出获得了波士顿花园优秀运动奖学金，在一次波士顿大熊比赛中场休息时我被颁了奖。
我赢得这次奖学金触发了一名《波士顿环球日报》记者通过麦克先生要来采访我的念头。那名记者来到文化遗产课程，在“稀疏的内地”采访了我一个多小时。他问了我有关家庭、出生背景以及摔跤等的情况。我把自己孩提时代的事情和盘托出。
过了一个月，记者打电话告诉我报道第二天见报。上学校前，我冲进地铁站买了份报纸，内心充满了紧张的期待。我坐下来等地铁。我很吃惊，报纸头版上有我的一张小照片，文章占了几乎整个体育版的第一个版面以及内页的整整两个版面。难道最近没有大的棒球比赛吗？我思忖着。报纸上也登着我在摔跤的照片，但最让我惊讶的是，这篇报道不光写了我摔跤的事，还写了有关我整个的生活。我无法把它读下去。于是我叠起报纸，把它塞进书包。那天以及接下来整个星期，许多老师和学生都跟我讲他们多么喜欢那篇报道。我说谢谢你们，可是我自己一直过了几个星期后才看那篇文章，因为我感到自己一切都被曝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