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区域定位
借鉴“双子型”城市发展模式
环渤海经济圈已成为现实的选择。就此问题，《21世纪》专访了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连玉明院长、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郭培章司长、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白长虹教授。
《２１世纪》：您觉得天津的定位应该是怎样的？
白长虹：天津的定位应抓住几个主要的东西：一是港口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二是建设一个城市中心区，三是要做北方的制造中心。从策略上来讲，就是要充分利用北京的优势，通过发展港航产业和建设天津ＣＢＤ，改变天津的城市形态，将天津建设成北方经济中心和国际化港口大都市，同时力争将天津发展为北方的金融中心。
《２１世纪》：天津与北京的关系是天津发展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你能否对此作更深的论述？
白长虹：长期以来，天津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定位不清，这严重影响了天津的发展。北京作为首都，有很强的资源吸纳能力，处于强势地位。你说北京应该只是政治中心，经济让我们来发展，这是没用的，北京当然也要发展自己的经济。你不能说它应该怎么样，你决定不了它。
天津管不了北京，但是天津可以通过自己的政策和更多的渠道，包括中央的政策等，主动协调与北京的关系，充分利用靠近北京的优势，少考虑一些天津由于北京的吸纳力而失去的东西。
《２１世纪》：具体来讲，天津可以利用北京的哪些优势？
白长虹：我们研究了世界上若干城市，发现一种首都和港口城市的双子型发展模式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像日本的东京和横滨，韩国的汉城和釜山。天津可不可以学横滨呢？重点发展港口依赖型产业。
同时北京作为首都，它的商务成本越来越高，比天津高６０％～８０％，这也是天津可以利用的一大优势。天津可以考虑把北京的一些活动转移过来，使北京的功能定位向更高端发展。一个企业有研发中心、制造中心、经营中心和行政中心等，行政和研发中心可以设在北京，经营和制造中心可不可以放在天津呢？我们只需要吸引一部分这样的企业，对天津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２１世纪》：您觉得天津要发展成国际港口大都市，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白长虹：现在天津只能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港口城市，与国际化的港口大都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在政策法规、交通物流、技术创新、人才、专业化产业群落、现代服务业、整体软硬件基础设施、发达的市场网络和城市形态等方面都需要很大的提升。最重要的是港航产业比例要非常强，要有非常强的国际物流业，要能处于国际物流业链条的核心地位。
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天津城市的空间布局，应该解决它布局不合理的现状，不仅是看得到的形态，还包括交通网络、人文环境一个整体的情况都需要改善。
《２１世纪》：您一开始提过一个很新颖的概念：天津ＣＢＤ，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呢？
白长虹：经验表明，ＣＢＤ对一个城市的辐射能力非常强。我们正在做的一个课题就是天津有没有必要及能不能发展ＣＢＤ。
ＣＢＤ的经济是超越本城的，要有对外地的辐射力。天津的未来定位是国际化的港口大都市，是有建ＣＢＤ需求的。
《２１世纪》：天津ＣＢＤ如何定位其与北京ＣＢＤ之间的关系？
白长虹：全国也没几个ＣＢＤ，天津离北京这么近，北京的ＣＢＤ现在尚未成熟，天津是否有必要建？这个疑问是很正常的。
我们仔细研究发现，如果在功能定位和策略设计上足够好，天津ＣＢＤ可以像天津市的整体定位一样，完全有可能利用北京的优势。对照北京与天津“首都和港口城市的双子型发展模式”，北京和天津的ＣＢＤ也可构建功能上互补的双子型。
我们没必要一定要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来，可以吸引一些职能中心来天津ＣＢＤ。跨国公司的全球运营方式对物流、制造和贸易要求很高，这几点天津发展得好的话都可以满足。
其实不仅是跨国企业，国内企业发展大了，也在考虑企业中心的重新设置问题。像河北、山西、陕西和新疆等一些大企业，可能就会想到总部的搬迁问题。现在他们考虑的多是上海和北京，为什么天津不能吸引他们过来呢？
(记者覃爱玲)
环渤海经济圈合作新契机
《２１世纪》：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迅猛，您怎么看其整体发展态势？京津处于怎样的位置？
连玉明：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将会崛起五大城市群，我们概括为五个“三角”。第一是长三角，它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第二是珠三角，它现在正由原来的不自觉走向自觉的整合，而泛珠三角正在形成；第三是京三角，以京津为中心，包括京津和冀北地区的１０个城市，京三角的发展又将会拉动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发展；第四是东三角，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为契机，发展可以有两种模式……这五个三角将会成为２１世纪前１０年中国经济的多元增长极。
从发展态势来看，长三角属于主动整合型的，从产业分工、产业网络、政府的协作体系、共同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了；珠三角属于被动适应型，内部分工没有完成；京三角目前还属于停滞对抗型，京津对抗的结果是“北京吃不了，天津吃不饱”。
北京现在提出了“首都经济”的概念，天津也提出了打造港口城市的设想，但二者的联合一天完不成，这些设想都很难实现。
《２１世纪》：那么，京津合作的空间在哪里？
连玉明：首先在于共同市场，是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和一体化。在共同市场的概念下，首先要进行市场分工，在产业战略上进行分工，最终北京和天津形成一个“前店后厂”的格局，天津成为一个商店，发挥它的港口和贸易的优势来拉动发展，北京则要用其强大的集聚能力来整合资源然后进行扩散。
现在说“天津吃不饱”，就是因为天津港口城市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而北京因为没有港口经济的拉动，发展也受到影响。由于产业分工没有形成，京津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资源也就没有转化成资本。
《２１世纪》：要完成京津资源到资本的转化，您认为面临的障碍主要有哪些？
连玉明：概括起来有三大障碍。首先是双方观念上的障碍，缺乏全球一体化思维和区域一体化思维；其次是制度上的障碍，长三角、珠三角发展都是市场主导型的模式，先是由企业参与、市场主导最后才到政府间的协商和政府间的制度安排。而京三角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京津合作完全靠市场的力量是难以推动的，所以我认为京津一体化问题一开始就要进行政府的推动，要进行政府高层间的制度性安排，没有行政推动，京津合作是不可能的；第三是行政区划上的问题，不光是京津，全国现在都存在这个问题，行政区划滞后于经济区划，这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最大障碍，这个方面不改革，就会影响到整个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２１世纪》：如果按您的说法，京津靠政府的强制力进行资源整合，会不会再次出现行政指令代替市场决定一切的问题？
连玉明：因为市场主体之间没有冲动，所以合作就必然是自上而下的，而不会是自下而上。虽然最终的合作是要通过市场来完成，但是开始还是要有行政的推动，尤其需要中央政策的推动。
《２１世纪》：就目前的情况看，您认为京津合作的契机在哪里？
连玉明：最大的契机就是奥运，京津合作打造新的奥运圈，最终会促成“京三角”的崛起。如果失去了奥运这个契机再进行资源整合就很难。(记者王梓蒋明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