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拿大家”的现象本不应该在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普遍发生。因为“大家”是公司资产的所有者，是“老板”，应该有权利制约为他们打工的公司高管，有权约束公司的投资与分配，制止对他们的财产的掏挖侵害行为。
作 者：从理论上讲是这样。但是，中国的许多上市公司是由国企改制成立的，残留有国企的病根基因，这就是：所有权是虚的（全民所有等于无人所有，每一点财产都是全民——13亿人的，他侵吞1000万元，摊到13亿人头上只有毫厘之微，谁会在乎？），支配权、控制权才是实的。就像管理土地的人，虽然不是土地所有者，没有所有权，但他（她）有支配权、控制权，价高价低给谁不给谁全由他（她）拍板，可以轻而易举寻租获取暴利。郊县一个村官，都可以通过违规出让土地捞取上千万元。出逃的浙江省原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就因为在出让土地上做手脚，捞取巨额非法财产，涉案2亿多元。再说上市公司高管，尽管董事长、总经理可能不是大股东的代表，但他们对上市公司的资产、经营、分配和人事有绝对的支配权，可以为所欲为，肆意弄虚作假，转移、掏挖公司财产，就像国企的经营管理者掏空国企那样掏空上市公司。所以我说，上市公司的腐败，是源于国企的病根，是国企多发病的串种遗传。
策划人：可是，当初国企改制为股份公司、上市公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从产权制度入手医治国企的这种“所有制病”——不是自己的钱不心痛的掏挖行为，上市公司更应建立体现股东权利的内控机制，从根本上抑制内掏外挖行为。可为什么产权制度变了，改制成功了，毛病还是依旧呢？
作 者：首先是因为人的积习——观念和行为的积习。上市公司的高管多是国企转过来的，长久受国企的掏挖氛围的熏陶，有的养成了积习，观念上仍是对付国企那一套：“不掏白不掏”，“有权不掏，过期作废”，他们有人已经掏顺手了。随着国企改制中利用转制瓜分国有资产的行为日益变本加厉，这种瓜分公有财产的腐败惯性自然也会侵蚀到股份公司和上市公司。大股东、高管仍然像掏空国企那样来掏空上市公司。
第二是我们的社会缺乏尊重私人财产权的理念。股份制只是改了外壳，改了形式，“软件”内容依旧。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老总，有几个真正拿流通股东当回事？我在华尔街买卖股票，哪怕只是买美国OTC市场一个小公司的100股股票，市值不到100美元，可公司会定期给我这个股东寄来财务资料，逢年过节还有电邮问候。券商也会每个月把交易清单寄给我。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别说这样去做，连想都不会去想。不尊重财产权，谁有支配权、管控权就可以去掠夺别人的财产权，侵害财产权人的利益，并且视为天经地义，这就是当今中国股市的理念，也是市场的现实。而国家对于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不健全，财产权所有者的财产权意识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较弱。在华尔街，如果有上市公司敢像中国股市的大股东这样虚报业绩骗取配股权，广大投资人马上会提起群体诉讼，不仅公司高管要受法律制裁，公司（大股东）还会赔得倾家荡产，违法成本极高，企图违法者就得掂量掂量了。而中国的投资大众，利益受到侵害也就哑巴吃黄连，这也助长了违规违法者的歪风邪气。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的官员认为，法律最终是靠公众来维护，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我们缺少维护证券市场公平秩序的社会环境氛围。证券市场的腐败，多有官商勾结的影子，有权力做后盾，有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因而违规违法搞欺诈、掏挖的人可以有恃无恐，而舆论、民众又监督、制约不了他们。许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地方政府指派的，有权力背景，与政治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利害关系，又代表国家对国家控股部分行使所有权、管理权，小股东人数再多，也奈何不了他们，社会也无法监督他们。艾沙尤夫、宋如华、刘波在卷款出逃之前的长时间作案过程中，真的能把消息封锁得滴水不漏？监管部门、当地政府和社会上就没有听到一点风声？肯定不是，社会、媒体就是听到风声，也监督不了，这才是事实。
策划人：中国的上市公司也会得“国企病”，这的确是一大“中国特色”。
作 者：上市公司不仅患上“国企病”，而且可能“病”得比国企还严重。国企好歹还有个主管部门的“婆婆”管着，有纪委、工会等机构看着一点，职工心里也有数，因此以前的国企高管还没有今天的上市公司高管那样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他们可以在董事会搞“家天下”、“帮天下”，一“帮”遮天，还可以用“圈”的钱去摆平权力，寻求地方权力作保护伞，为所欲为。只要摆平了权力，他们就不怕得罪股民大众。而且，上市公司比之国企，有更多的手段、工具内掏外挖，还可以不露丝毫痕迹。比如，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可以通过虚报业绩骗取配股权，巨额圈钱。有了钱就可供大股东占用。高管、大股东还可通过内幕交易在股票市场上大赚黑钱，并且可以被视为“正当”投资收入。
所以说，上市公司的“国企病”，根子在国企，但又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