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楼价下来
1998年7月19日
香港政府每年卖地少，土地供应不足。另一方面，香港奉行自由经济，跑去求财的人多，此消彼长，致使楼价名列世界前茅。就在几个月前，香港还因楼价飙升而怨声载道。一家电视台采访某小餐馆，这个餐馆每月的铺租12万，而食物成本和其他杂项只是2万左右，这就是说，顾客的一顿饭钱中，有80%以上是用来买座位的。
不过，为了降低居住的成本，就用行政命令来打压楼价，那是错误的做法。假如政府限制房地产商的利润，楼房的供应速度就会放缓；假如政府惩罚转手牟利的炒家，房屋的空置率就会上升；如果政府设定房租的上限，那些已经入住的租客固然捞到好处，但对于后来的人，则会有价无市，房屋将更加短缺。二战刚结束后的纽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可幸的是，香港政府采取了“增加土地供应”的政策。这是“治本”的好办法。如果土地稳步增加，楼价就必定下降。人们的居住费用减少后，就会将剩余的金钱用于其他方面的投资或消费，生活将因此变得更多姿彩。不幸的是，这项“增加土地供应”的政策公布不到几个月，香港就遭受全球金融波动的综合影响，楼价急挫。这时，社会舆论竟一改过去打压楼价的立场，转为同情因楼价下跌而失算的人，并支持政府“暂停卖地”的所谓“救市措施”。楼价下跌的受害者，就是那些原先指望楼价不断攀升的投资者，即在楼价下跌前已经买楼的人士以及向他们提供按揭的银行。他们都指望政府通过缩减土地供应来保障他们的物业价值。
其实，早期买了贵楼的人当然为自己的腰包万分痛惜，但应该看到，只有利率升高、市道萧条、失业等逆境才会削弱他们的供款能力，楼价下跌本身是不会加重他们的负担的。恰恰相反，楼价下跌只会普遍降低生活的成本，使他们供楼更加轻松。当然，暂时的负面影响是有的：银行坏账增加，购房者按揭困难，炒楼者血本无归，等等。然而，这部分人遭受的损失无论多大，也无法跟整个社会的住房压力得到舒缓所带来的好处相提并论。
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Frederic Bastiat，1801-1850）曾经生动地比喻道：我们买蜡烛，并非为了花钱，而是为了光明。既然太阳提供的光明比蜡烛商的更便宜，我们就不应该为了偏袒个别蜡烛商的利益而阻挡阳光照射。同样道理，我们买楼房，也并非为了花钱，而是为了居住。既然增加土地供应能够改善居住条件，我们就不应该为了成全部分有物业者的升值大计而故意紧缩土地的供应。
特区政府只要贯彻执行透明的“增加土地供应”政策，就可以高枕无忧。银行和投资者也会自动迅速调整对策，规避损失。相反，政府如果相机行事，朝令夕改，一时说要增加土地供应，一时又说要暂停土地供应，则只会令市场无所适从，令行情越发波动。
香港楼房价格高，既不是她成功的原因，也不是她成功的标志，而是她成功的障碍。过去，港英政府长期紧缩土地供应，靠高昂的地价向市民抽取了高额的间接税，拖慢了香港发展的步伐。今天，香港假如能够坚持大量供应土地的方针，放手让楼价走下坡，就必定能从根本上缓解房屋的短缺，还香港更强的生命力。
扩张财政旧神话，东亚政客新说辞
1998年7月26日
自从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933-1945年间任美国总统）实施“新政”以来，商人、学者、政客以至市井之徒，都相信只要政府增加财政支出，便可以像轻轻推动杠杆一样，推动整个社会的消费和就业，将经济带出低谷。这是一个神话。揭穿这个神话的理论分析在专业经济学的圈子里已经是老生常谈，而与这个神话格格不入的经济事实，尤其在今天经济骚动的东南亚，却仍俯拾即是。落后的文化以及代议政制的天性，使得这个神话在今天仍然充满了感染力。
这个神话是这样说的，假设政府的开支增加100元，那么那些直接从政府手中得到这100元的人，会储蓄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1/3，而花掉余下的2/3。这意味着另外一个人将得到这笔支出，即66.67元。他也将其中的1/3存起来，花掉余下的2/3。以此类推，从政府手上支出的100元最后使社会总收入增加到300元。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窍门，非常诱人，它就是凯恩斯主义“乘数理论”的简化版。
这个神话的错误，首先在于它没有说明政府的支出是用在什么东西上。假如政府刚好把钱用在私人本来就想要购买的物品上，比如政府把钱支付给餐厅，而让餐厅向顾客提供免费午餐，那么顾客往往不会将意外节省下来的金钱花掉。经济学家多年严格的实证数据表明，人们总是把意外的收入存起来而不是花掉，因此，假如政府的开支忽然上升100元，那么私人的开支就会减少100元。这样，政府只是代替了私人作开支，“乘数”的效果被抵消了。所以，要“乘数”起作用，惟有让政府将支出用在没人想购买的物品上，但这样倒不如当街派钱更直截了当。
这个神话的另外一个错误，还在于它没有说明政府支出的来源。政府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得到这100元：一是印钞票，二是增加税收，三是发行债券向私人借钱。印刷钞票的做法，就是将私人财富不声不响地转给政府，这是一种隐蔽的征税。无论采用哪种途径，政府都只是将100块钱从一个人手上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上，这并不能改善总的经济状况。最糟糕的是让政府代替私人从事投资，而政府总是比私人更鲁莽、更好大喜功，结果这笔钱变成坏账的可能性肯定大增。
在泰国，更迭频繁的政府任凭不必要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而私营项目却受到推委阻延；在南韩，整个经济体系都是靠政府对巨型企业的长期倾斜贷款建立起来的，这些巨型企业一再扩张，根本与国际的需求脱节；在日本，政府为了造就强势的外交地位而扶持出口型经济，并用保护主义维持一个高价的国内消费市场，致使桥本政府在减税呼声和高额赤字之间进退维谷，终于走下政坛。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个神话是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罪魁之一；但在政客和舆论嘴里，它却还是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
40年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字已经广为人知，但他所驳斥的财政政策的神话还照样大行其道。文化落后的现象，令人叹息。政府生性爱替人花钱，在代议政制中，更必须夸下海口、靠大撒金钱来讨好选民。而选民就算懂得财政政策的虚弱，也还是祈望自己侥幸成为受惠的特殊分子。想肃清财政政策的神话，难、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