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判决书之后他终于走出看守所，被转移到天津市郊的一所监狱服刑，其实就是在农场被强制劳动。这里比在看守所要好很多，至少可以走到阳光下去，妻子也可以来看望了。他特别想他的孩子，但夫妻二人还是决定不让孩子到这里来。他不希望孩子看到的父亲是这副样子。尽管孩子还小，什么也不懂，但他总觉得这一切会在孩子心上刻下一点什么。
事实上他很少对人提起这段艰难岁月，被朋友问急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关了十七八个人”、“就是一个平铺，晚上睡觉大家并排躺，人挨人”、“每天吃窝头菜汤”、“吃饭不交钱，房费也不用交，都是财政拨款”。如果有人还希望他把牢狱的生活多说几句，他就回答：“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生活的环境里没有人有这种经历，但是在那里面，有这种经历的人很多，那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并没有比别人更难受。所以我觉得受罪不受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里面学到了什么。”
他的表现优秀，所以被“任命”为“号长”，这是在狱警支持下的“犯人头儿”。他还有足够的时间面壁思过：
开始的时候，我对柳总也有一种怨恨，后来慢慢就没有了，对整个事情的看法也改变了。在一个企业里面，包括柳总的这种做法，其实要是换了我，可能也会这样做。这个事如果不这样做，那又怎么收场？所以我就认了。
当时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的，现在我知道不对了。我想把这个企业部做好，想把它的销售做得更好，想让它没有阻力，你说对不对，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在联想的环境里就不对了，因为你会冲击别的部门，你让整个企业乱套了，你让别人管不了你了，这个肯定就有问题。
很多事情本身没有错不错的，就是看你的时间、地点、分寸，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有些事情摆在这个环境下是好事，摆在那个环境下就很糟。你一定要把环境想清楚。不把这个环境想清楚，又想做事，你上来就错，你上来就死。所以如果有机会回过头重新开始，我就不会那么做了。
我原来有一个误区：我如果不那样做，就不是我了。后来再想想，才觉得情况不是这样，其实你不需要改变你的性格，你只是要把环境分析得清楚一点，把事看得更明白，就有可能不至于把事情搞糟。
在3年10个月的牢狱生活里，孙宏斌天天在想这件事，现在有机会与柳传志见面，忍不住娓娓道出，听上去像是道歉，又像倾诉。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这两个人，一个才三十出头，一个已年过五十，曾经相互信赖，又分道扬镳。一个曾经为所欲为因而陷公司于危机之中，另一个毫不容情地将其送交法律审判。按照常情，这两人即使不是反目成仇，也一定会白眼相向，但是只不过在一顿饭间，便已化干戈为玉帛，表明孙宏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柳传志一样拥有大智大勇。10年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两个目标：开创顺驰公司并且成为京津地区房地产业的佼佼者；让法院撤销原判，宣布他的“罪行”可以免于刑事追究。其中这第一个目标，他在1994年3月与柳传志相见的时候，即已和盘托出。他说他想做房地产生意，还说他希望自己能站起来，把今后的路走好，所以想了结过去，重新开始。柳传志望着面前这个青年，觉得他“能在监狱里面挺过来，还能反思自己积极向上，很不简单”，不禁大起恻隐之心。他说了一句话，让孙宏斌当场振作起来，而且毕生难忘：
“你可以对别人说，柳传志是你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