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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柳传志和倪光南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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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仔细检查联想档案,可以发现,柳传志和倪光南分道扬镳的导火索竟是一桩小事。
事情起因于为倪光南开车的司机侯海滨连续发生四起交通事故,柳传志责令车队为倪光南更换司机。有一天车队队长王威在同事中说,倪光南的夫人赵明漪曾抱怨“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得知此事后异常愤怒。他认定王威“完全是捏造”,联系到自己和公司其他领导的矛盾,又相信这一事件背后一定大有文章,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直接送“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同时又给柳传志本人传真。信中关键的部分如下:
从事实出发,小侯给我开车中,是专心、认真的,从未发生过任何违章行为;至于在不为我开车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不了解情况,不做评论。我在任何场合都未说过“小侯给我开车不安全”。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并未表示同意。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我开车,我都感到是安全的,在管理不好的车队,只好根据事实,我是尊重事实的。我也历来不主张对总裁室成员不加分别地(例如对我)实行专车制度,我从未主动提出要谁给我开车。
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我建议,1. 王威应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2. 王威应说明他这样做的动机。如果车队负责人有某些不正常的企图,我不认为他领导的车队能提供安全的服务。当然,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平心来看这封信,多少都会感觉到总工程师有些借题发挥,甚至会对一个功勋卓著的大科学家如此容易动怒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这正应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经典特征: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与人斗争”的逻辑,又经阶级斗争岁月的洗礼,所以特别善于在人事纠葛的细微之处发生无穷的联想,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都有可能包含巨大的意义。这在古代就有“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训诫,在当代也有所谓“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之说。以这样的心情来看待当日倪光南的动怒,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
但是柳传志立刻对倪光南的“含沙射影”反感起来,他认定这封信的锋芒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决心与自己的这位搭档摊牌。他在一封回信中写道: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当老蔡处理这件事情犹犹豫豫时,我非常生气,认为他太软弱,甚至在总裁室会议上,也为此和他激动过一次。
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写到这里,我心里很不平静,我们配合10年了。这10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心存感激。在公司经历的数不清的风浪中,你未必每件事都知道处理的经过,根据你初到公司来的约法三章,我是能不打扰你,就不打扰你。但你总是用你最信任的态度和我坚决站在一起。在我们共同奋斗渡过难关的时候,那种胜利的欣慰,也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做是一种光荣。我把对你的关心放在了十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如果有可能,我们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的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你是个君子,我信得过你。共商大计,奠定基础。今天的联想,无论是香港,还是北京,都处在非常紧要的关头,核心组能同心同德处理问题,尚难保证顺利过关,如果核心部分锣齐鼓不齐,结果很难设想。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10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如果将矛盾公开化,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后来说自己的这封信“非常诚恳”,又说这是“最后通牒”。应当说,这两种说法全都没有错。他当时刚刚摆脱美尼尔症的侵扰,觉得自己的“思路很不清楚,信手写来很不冷静”。但是他相信自己的一个感觉不会有错,那就是“倪光南开始找茬儿了”,于是在心里决定,这封信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推心置腹:“如果他回信,我们还有机会好好谈一谈;如果他不理我,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可是倪光南没有回信。他不再相信柳传志的诚意,认定那个人表面上句句感人肺腑,其实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如若不然,他留着那信的底稿又为了什么?
这样看来, 1994年春天在联想历史上的最令人悲伤之处,就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彼此失去了信任。很多人都会奇怪:柳传志能够那么宽容地对待给他带来极大麻烦的孙宏斌,倪光南在公司里也处处都是一副忠厚长者的形象,可是这两个人竟会为了一些小事如此剑拔弩张。这是因为那些人不能理解,信任乃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纽带,它包含着巨大的情感也包含着坚定的信念,一旦失去,任何一个细小的嫌隙都有可能变成难以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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