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金秋的杭州，朱基和裴学德，一个是国之方略的制定者，一个是柯达方略的制定者，出于各自所面对的危机，将手紧紧握在一起。双方同意对柯达与中国感光行业进行一揽子合作。
1994年，10月的杭州已是金秋的时节，风景更是美不胜收。
秋日金黄的阳光，悠悠地荡漾在西湖微微的波浪中，湖光映射，桃柳倒浸。放眼西湖，四周是烟柳缭绕、桥桥相连，远处的高山、古塔也仿佛纷纷来西湖旁做客，真是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杭州西湖国宾馆，坐落在西湖的西面，三面临湖、一面靠山，环境优美，建筑精巧，陈设典雅，冠居西湖第一名园。这里的建筑深得中国古典建筑的神韵，只见亭台楼阁、小桥水榭、曲廊修竹、古木奇石，入眼皆景。抬眼东望，湖上十里尽收眼底。
西湖国宾馆声名不凡，是浙江接待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以及四方重要宾客的地方。隐身在这秀美的西湖之畔，别有一番风情。
裴学德一行人等，贪婪地看着眼前的美景，不断赞叹。这是与他们习惯的美国风情完全不同的一种景致，中国人所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果然名不虚传。裴学德不禁想，能与时任副总理的朱基在这样的美景中会面，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但朱对于他带来的想法是不是完全感兴趣呢？裴忍不住与身边的蒲升隆交谈几句。蒲升隆是柯达的“老臣”，裴学德到罗切斯特后不久，就决定出售司泰林制药公司，以清偿柯达的债务，蒲升隆负责了出售的工作。结果，他干得相当漂亮，为柯达摆脱沉重的债务立下大功，深为裴所赞赏和信任。
裴学德实际来得正是时候。
早在一年多前，许多西方人注意到，已经退休的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南巡”。他在到南中国沿途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引发了整个国家的建设热潮。在这之前，众所周知的天安门事件，让这个国家的开放在“姓社姓资”的斗争中徘徊不前。邓的意思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浪费时间，赶快去搞经济发展。毫无疑问，邓小平的声音代表了民意。中国的GDP在当年出现了高达14.2%的超高速增长。
来年的早春3月，新一届“两会”的头等大事已成了修改宪法，最引人注目的变动是“市场经济”第一次入宪。 海内外的中国观察家们由此确信：又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已经到来。
本来在观望的跨国公司很快得到了更明确的信息。1993年9月，“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大会在北京豪华的国贸中心召开，西门子、巴斯夫、摩托罗拉等50多家跨国公司的代表和国务院、外经贸部的官员齐齐到场，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会上先后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调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当天晚上，国家主席江泽民又邀请了其中15个比较大的跨国公司的代表，到中南海会面。这么高规格的接见是天安门事件以来的第一次。火山似乎一下子就被点燃了。1993年果然成为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开始，一下有270亿美元涌了进来。
裴学德当时作为摩托罗拉的总裁，相当了解在北京发生的这些变化。
实际上，裴学德马上要面见的这位中国副总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成为这个国家经济领域最有发言权的政治人物。邓小平显然很赞赏他的才干，评价其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最懂经济的人物。
在裴学德来拜访之前，朱基对国家混乱的金融，刚刚成功地加以整顿，为了保持足够的权威，他亲自身兼人民银行的行长。
这位副总理的个性似乎很适合他要面对的难题。
因为人们都看出来了，在20世纪90年代，人人称颂的改革，是要从以前的“吃软蛋糕”变成“啃硬骨头”了。一直心忧中国改革命运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改革正在闯大关。有一位新华社的老记者杨继绳说得更直截了当，以前的渐进式改革把最困难的任务留在最后，也就是把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体制核心部分的改革留到最后……国有企业的困境就是一例。
朱没有逃避他所面对的历史问题。
他在大庭广众下演说：重复建设是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原因。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即由此带来的金融问
题……“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哪里来？储蓄。把储蓄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在自己的位置上，坚决主张政府不要再搞什么企业的项目了，甚至“一个都不要搞”。但地方的官员们不一定听他的，朱自然要幽默一下这些官员，“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项目）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朱基很少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扯到一起，他务实的态度很
少见。
对于国企改革，朱的态度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大意是国家资本可以从一些竞争领域主动后退，可以让外资和民间企业进来。这里没有那么多“姓社姓资”的问题，他真正头疼的是这么多在亏损中挣扎的国企，怎么去“救救他们”，“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这样的语言相当朴素实在。
在另外的场合，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