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总理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在金秋的杭州西湖国宾馆，与柯达CEO裴学德率领的柯达代表团会面。朱与裴热情地握手，裴学德能够感到朱双手的力量，朱两道浓眉，一双大眼，一望可知那里藏着锋芒，但这张脸此时满脸微笑，说话幽默坦率，好像没有传说中那么板着面孔，也没有什么故作姿态，裴学德一行人很快放松了下来。双方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裴学德热情地阐述了柯达想与中国感光行业全面合资的愿望。
他带着激动的口吻说道：“在中国政府改革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柯达将会带来三样东西：一个是技术；一个是世界级的管理和生产能力，包括世界级的质量；一个是至少10亿美元的投资，帮助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包括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收购或关闭。”
裴学德承诺一定将世界级的影像工业带入中国，帮助中国影像业与世界同步发展。裴的语言不免带有梦想的色彩，但这丝毫没有冲淡他的本意，他看中了中国的市场，但明白这里非常吃钱，是要用巨额投入赢得一定的排他性市场壁垒。当然，柯达一定要控股企业，所以裴学德不免强调：“我们请求不要允许任何国外的竞争对手进入中国并坐收渔翁之利，因为我们要重组现有的老企业，而他们却可以从头开始建造新的生产基地。”
朱基正在思考中国胶卷工业的出路，来自厦门福达、汕头公元亏损几十亿的报告让他明白，以前的路子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否则，还要多少个亿添进去才会有结果？关键是可能还不会有什么结果。朱基强调：中央政府不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企业的债务，而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核心技术。但朱的口吻清楚地透露了以下的脉络：解除企业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市场换取技术和资金。
就这样，朱基和裴学德，一个是国之方略的制定者，一个是柯达方略的制定者，出于各自所面对的危机，将手紧紧握在一起。双方同意对柯达与中国感光行业进行一揽子合作努力。
当然，尽管朱裴在战略合作上有高度的共识，但他们毕竟还各自代表着一个大国和一个百年跨国公司的体系和利益，所以，要让这样的共识变成可以操作的方案，直至最终变成现实，一定需要相当艰苦的工作才有可能完成。
感光行业的全行业合资计划，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是一个空前的计划，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先例，尤其牵涉到国有资产转让、民族工业、外资控股这些高度敏感的东西。对于柯达而言，这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海外重大战略投资。自伊士曼创始柯达以来，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合资。
从朱基与裴学德第一次杭州会面后，柯达与中国中央政府为“全行业合资计划”不懈努力。
裴学德委派柯达最资深的人物蒲升隆负责这样的重任。初期主要的谈判人物是韦中信，柯达的大律师顾嘉思辅佐。
朱基则推动了中方的进程。他深知这场谈判非同寻常，显然，不能让谈判在各自分立的局面上进行，否则天下大乱。一定要在一个既可以适应多个层面、多种利益，又能总体调控的谈判体系中，这样非同寻常的谈判才有可能成功。
1994年11月，“关于感光材料行业对外合资合作问题请示报告”在国务院提出。由此，全行业合资的计划进入中央政府严格的组织程序之中。研究、论证、提议等等做得相当规范、扎实、严密。
第二年2月，中央政府组成可行性研究10人小组，3月听取各企业情况汇报，以及对柯达全行业合作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向中央申报“关于中国感光行业与柯达公司的请示报告”。柯达方面，柯达中国核心小组在上海成立，蒲升隆作为柯达全球第二把手就任柯达中国核心小组组长，从柯达各个部门抽调精兵强将到上海报到，有柯达全行业合资谈判的代表韦中信、顾嘉思，还有柯达大中华区的领导人等等。柯达已然是一副要在中国放手大干的样子。
随后，双方各派出考察小组。4~5月美国柯达公司考察小组在化工部与轻工总会陪同下考察各个感光企业；5月16日到23日，中央可行性研究小组飞往美国罗切斯特等地考察了柯达公司。
8月4日，中美签署了合资合作预可行比较研究报告：厦门、汕头、上海、天津、无锡、吉林与柯达进行全厂性合资，合资合作企业由柯达控股。但在全行业合资的方案中，乐凯已经获得某种特殊的地位，不在柯达合资控股之列。
不可回避的是，当最初的共识转变为谈判桌上的利益较量时，双方的分歧就摆到桌面上来了：关于企业的收购价格，关于法律的依据……
对比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诞生的无数涉外谈判，这次的谈判非同寻常，因为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项目，不单是企业与企业，而且也是企业与政府、企业与整个感光行业的合作。这是一次数亿美元的投入、一口气要吃下6个厂的大出血式的动作，是跨越6个省、10个城市、3个不同行业部门，跨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大整合。但这样规模巨大、牵涉极广的谈判，以怎样具体的合作框架作为基础？又以何种形式出现才有可能成功？对于谈判的进度，又有什么时间表……
这样，朱裴第二次在杭州会面。恰好又是金秋。西湖的美景犹在，只是有些秋意萧瑟。
裴学德一行从上海乘坐飞机直赴杭州。故地重游，自然有一番感慨，但对于身边的美景，他们已经无心细细品味。柯达上海办事处同时从上海紧急派出一个车队来杭州随时待命，因为裴学德随后还要参加上海柯达照相机厂的奠基仪式。这是柯达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第一个企业，意义不同寻常，它清楚地透露了CEO裴学德精心启动的柯达中国战略，一方面，在感光行业抛出“全行业合资计划”，朱裴握手，制定合作框架；另一方面，在大谈判的同时，柯达的商业精英汇聚上海，组建市场网络，培养本地力量，为合资后的局面做好准备。裴学德可谓是未雨绸缪。这一支脉络暂时按下不表。
裴学德带着柯达中国核心小组的成员，匆匆赶到杭州西湖的国宾馆，化工部副部长杨昌基和轻工部副部长都出来迎接。杨说朱基副总理正在开会，十分繁忙，让他先陪裴学德一行。当时，合资计划的谈判实际进行得并不顺利。杨传达朱的意思，希望加快项目的进展，短期能看到结果。裴学德内心其实更盼望加快时间，且不说抛出“全行业合资计划”本来就是为了一举赢回在东方失去的时间，而且柯达的计划传出后，“老对手”富士和阿克发已经在中国有所行动，意图阻击。
中午时分，朱基的夫人劳安出来请裴学德一行吃饭，说朱基事情太忙，实在抱歉。饭后，中方建议用朱基的专机把裴学德一行送到上海，因为那里还有柯达照相机厂的奠基仪式正在等着他们主持。裴略一沉思，就对随行的高级管理人员说：“你们先赶回上海主持照相机厂奠基的剪彩仪式，我在这里再等一等。”这位对中国战略志在必得的CEO决心要与朱基再次会面。在下午两点半之后，裴学德与朱基终于面谈。随后，朱派专机将CEO送回上海，比柯达派出的车队还先回上海。
这是一次节奏相当紧张的会面，因为谈判本身也到了一个需要两个灵魂人物再次做出推动的时刻。
朱裴没有浪费时间，开诚布公直奔合资谈判的核心问题，确定原则。
在这次会面中，朱基明确提出柯达以资金技术换市场的操作要求，并希望在1995年抓紧行动，尤其是在厦门、汕头要赶快进入实质谈判，认为只要这两个地方谈下来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朱基也希望双方拿出一个合资合作框架。这个框架要国务院批准，批准后柯达才能同各个工厂谈判。裴学德与朱取得了共识，承诺一定以最快的速度，而且从厦门、汕头着手，但指出柯达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企业债务都承担下来。
在朱裴杭州第二次会面的推动下，10月24日，国家经贸委、计委在北京召开中国感光行业与美国柯达公司合资合作第一次工作会议，传达中央领导指示以及预可行性报告精神，宣布成立中央协调小组。副总理吴邦国为协调小组的组长，李荣融为副组长，负责具体事务。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广东省市组成以副省长副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协调本省、本市的谈判工作，同时以企业为主组建谈判小组。
至此，这场空前的全行业合资谈判确立了完整的谈判模式。在柯达与中央政府达成的合资总框架基础上，中央协调小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与感光企业为自己的切身利益与柯达进行谈判；既有统一的精神，又有适应多个层面、多种利益的安排，而不是中央政府包办一切。一面是政府行为，以强大的行政方式推动；一面是企业运作，企业与柯达单独谈判，就实质的利益谈判较量达成共识。
12月21日，中美签署合资合作框架—《中国影像工业企业与美国伊士曼柯达公司合资、合作框架》草案。草案扼要内容如下。
第一，目标：中国影像工业企业—厦门、汕头、乐凯、上海、天津、无锡、吉林与柯达全面合资、合作。第二，合资、合作形式：厦门、汕头与柯达组建合资企业，柯达控股80%；上海、天津、无锡与柯达组建合资企业，柯达控股80%；乐凯与柯达合作，成立一家由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柯达力求占25%；吉林转产。第三，柯达准备投入8亿美元。第四，企业结构：柯达公司控股合资企业可以依法合并为一家企业，单一合资企业。第五，中国政府对柯达投资采取保护措施。
至此，柯达与中国感光业全行业合资合作项目完全浮出水面，紧锣密鼓的谈判一轮轮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