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莺这时出面介入了危机。实际上，她在柯达赞助机械工业部展会的事件上，已经明白了柯达在相机项目上的处境。对于深谙“98协议”精神的叶莺来说，柯达照相机的合资，一定还是要在中央政策和地方利益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与上海方面合作是最佳的出路。作为当年“全行业合资”的主要谈判人物，叶莺相当了然上海方面在失去以前感光企业之后的心情，他们需要柯达给予利益和情感的“补偿”。数码相机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结合点。
叶莺随即就在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有机械工业部的马文彦、海鸥的老总刘立喜、上海计委的官员张洪发、哈尔滨那个准备合资的企业的宋厂长、亚洲光学的赖总，还有韦力杰，以彻底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会议决定，柯达与哈尔滨的那个合作取消，上海的三方合作也取消。叶莺表态说，相机这个项目应该合资，而且要找一个中国政府所企盼的公司—海鸥。三四个月后，合资成功。柯达在传统相机和数码相机上，都拿到了100万台的标贴许可。长达几年的“内销”问题解决了。经过这个事件，韦力杰的“头发白了”。他私下表示：“中国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但一个起源于传统相机内销权的问题，最终如何又演化为柯达在中国数码战略布局上的突破？
这就不得不再谈一下柯达当时面临的局面。
在“98协议”的框架下，柯达当年在传统胶卷行业将6个合资厂一口气吞下，以大出血的方式—12亿美元的投入换来数年壁垒，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形成生产能力，达到对中国市场深入了解、布点设子，完成对传统胶卷的战略布局。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飙升为柯达全球的胶卷第二大市场。这是一个前景十分明朗的战略。
但数码浪潮如影相随，柯达在中国的发展，不能不考虑数码战略布局的问题。“老对手”富士于2001年年初，在苏州建立了数码相机的生产基地，同年9月拿到了内销权，所产30%~50%的数码相机内销中国。这不能不触动柯达。这样，柯达电子的“内销权问题”，就有了数码战略的高度。
在新组建的达海公司中，柯达以500万美元的投资、技术和设备支持等占有80%的股份，而上海海鸥占20%的股份，柯达公司占有绝对控股的位置。“这不是一个量级的合作”，清醒的观察家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一点。一无美元、二无数码技术的海鸥，怎么衡量都只是一个试图分一杯羹的配角。
“达海”这一出中美合资的戏剧，只是柯达在华开始启动数码战略的一个“序幕”。在这之后，是上海政府对数码相机生产基地的喜好以及共同的利益，让柯达与上海结盟。
当年参与项目的原上海经委主任黄奇帆深谙其中的要义：“这个项目我会一辈子记住。尽管这个项目前期只投入500万美元，但其意义并不亚于4年前柯达投资12亿美元收购中国胶卷厂的那个巨大的行动。因为这个项目的高科技含量，以及现在50万台，未来100万台、500万台的生产能力，将使中国成为柯达世界数码相机的基地。”史兆威则庄重声言：这里将推出柯达历史上数码相机中最好的产品。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么上海不就成为世界级的数码产品基地了吗？
上海政府想要的大概就是这个结果。柯达当然更想要。
的确，柯达全球最畅销的Easyshare民用数码相机，很快就转移到了上海的柯达生产基地，甚至原来在日本生产的数码相机也全部转移到了中国。上海成为柯达在全球最大的数码相机生产基地。
这样的转移，其间阻力相当巨大，因为是要把别人的“饭碗”拿掉。但现在回头来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决断，柯达品牌的数码相机就不可能因为质量与成本的双重优势，在美国和欧洲与索尼这样的巨头较量。来自IDC（国际数据公司）的报告显示，柯达品牌的数码相机在欧美的竞争地位整体上已经保持在第二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