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独特的领袖教育
“领袖教育”是耶鲁大学的一大特色。“骷髅会”的精英离不开耶鲁大学的领袖教育。
从挑选学生开始，领导才能和潜力就被作为重要的标准；在整个大学教育中，领导学和领导艺术也总是被优先考虑。
耶鲁在课外活动方面不断增加资金投入，支持各种学生社团和竞赛，特别是演讲和辩论，从中不断挖掘具有领导者潜力的人才。耶鲁要求学生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出国留学机会，使他们开阔眼界，提高综合素质。同时，耶鲁也重视使学生在当地社区中锻炼、发挥才能，并借以培养学生作为国家公民和城市居民的责任感。目前，耶鲁有2000余名学生积极投身于纽黑文市的基层工作，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增长才干。
耶鲁的学生以他们的实践出色地做到了“领导者”这一点，他们通过领导艺术、科学发明、思想智慧和艺术创造等丰富了美国和世界的生活。耶鲁永远承诺为世界培养各个方面的领袖人物。耶鲁吸引着极具潜力的学生，并通过耶鲁的独特教育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耶鲁优秀学生间的相互砥砺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
一提到领导者，有人可能想起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有人可能想到现代政治舞台上的总统或首相；有人可能提出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有人可能会评价他们的直接领导者、他们的顶头上司；而有的人则可能会回想起小时候的孩子王。总之，领导者好像是无时不在、无地不有的，只是留给人们的印象有差异而已。这种现象说明，领导者的作用委实巨大，他们可以直接影响他人的思想和言行，并通过他人的思想和言行将自己的影响广泛传播、逐渐放大。
领导者的作用，是通过自己的领导行为实现的。领导者之所以能成其为领导者，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领导”这种艺术。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每个人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领导者的角色，要求具备许多不同于其他角色的素质，具备了这种素质并采取了角色要求的各种行为，这便构成了领导的过程。
“骷髅会”的所有成员都知道，任何领导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领导是一种程序、一种过程、一种行为、一种影响，它必须根植于某种土壤，这种土壤有时候表现为某种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又确确实实存在的非正式组织，有时候表现为某种相互的信任、认同和默契，但这种土壤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某种正式的组织或团体。
美国号称是民主的国家，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政治是多元的，但美国的不少学者却对此产生了质疑。
他们认为，虽然公众选举领导人并使领导人对公众负责，但共和制度并不是以公众分享权力为特征的。他们也不认为美国政治具有多元性质。相反，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权力集中在精英手中，他们只代表社会上的少数，占据权力部门的关键位置，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其他人则强调阶层差异，强调美国社会中上等阶层拥有不相称的权力。
不管焦点是在盛行的体制上还是在普通阶层上，广大公众在政府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政治制度本质上是精英政治，正如E·E·沙特施耐德在1960年撰写的《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中所指出的：“多元天堂的缺陷在于天国的合唱带有浓厚的上等阶层的音调。很可能有90％的人民进不了这个集团系统。”因此，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真正在美国社会流行的是精英政治而不是多元民主。
在50年代中期，精英论的解释因C·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论》一书而名噪一时。他坚持认为，在多元政治外表的背后，权力由三个关键部门的领导人掌握着：商业、军事部门和联邦机构。这些领导人具有同样的信仰，他们有着共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社交阅历，在职业上他们相互影响，而且他们往往也迎合国家领导人的愿望。因此，美国政治是由三级权力系统组成的：最低层是广大的漠不关心的大众社会；中层是有限多元政治，包括在政府和社会中活跃的利益集团；最高层是由高级政府官员、军方领导人、社团领导把持的精英政治，在—个狭小的意识领域里行使权力。
因此，米尔斯对多元论观点的回复是：在最低层，已经形成一个大众社会，这个社会与非官方社团和各阶层民众拥有权力钥匙的那个社会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美国权力系统的最高层比人们通常想象的更统—、更有权力，而最低层比人们通常想象的更脆弱，而且实际上更加无能为力，因为人们被中层权力系统分散了注意力。中层权力系统既不愿意生活在低层，也无力在高层做出决定。
实际上，多元政治只是在精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运转。换言之，权力的最终行使是被严格控制的，只有少数精英们在整个社会和政府里把持着国内政治和决策。
除描述美国政治的本质之外，精英论也带有一个规范的和党派的色彩。大多数赞成美国政治精英论解释的人都信仰民主和美国宪法所体现的原则精神。然而，他们也相信，自内战以来，随着大企业、大政府和大众社会的兴起，美国民主已经渐渐地转变成了一个精英系统，正如米尔斯所言：“现代社会的历史完全可以理解成为权力手段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机构里的扩大和集中。”因此，精英论者坚持认为，在美国民主得以恢复以前，必须有重大变化发生。他们往往把抵消权力的发展过程强调为这种变化的先决条件，也强调指出如果人们要开始行使基于民主实践的权力，他们就必须对政治更感兴趣，而且更活跃。
耶鲁大学的领袖教育告诉学生们，领袖属于组织，又服务于组织。组织或团体可以授予领袖明确的权力，这种权力得到法律的保护，领袖便是对权力的运用。有了领袖，组织才能生存、发展和运行，缺乏领袖的组织不成其为组织，缺乏有效领袖的组织是无力的、难于发展的组织。
耶鲁大学的学生都知道，权力不能无限制，而必须受到制约。无限制的权力产生无限制的腐败，无限制的腐败会导致权力的变形和最终丧失。对于一个组织或团体来说，缺乏有效的领袖是可怕的，但假如领袖的权力缺乏制约则更为可怕。一个组织或团体必须拥有对领袖权力的制约机制，否则，权力会成为组织的绝对异化物，最终导致组织的解体和消亡。
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历史环境，对领袖的权力范围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权力范围的制订不能凭借任何个人的主观想象，而必须依据客观条件，以是否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和组织之间的协调为最终准则。
领导是一种统御和指挥他人的行为过程。现代领袖必须善于运用带有强制性的推动力和非强制性的引发力这两种形式，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以促使被领导者努力去达到某个或某些特定目标。
根据耶鲁大学的领袖教育理论，非强制性的引发力，可以看做是权力以外的威信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形式，并不直接依赖某种法定的权力。比如，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并没有规定谁来领导大家，但是，出于某个人在道德上的完美，或者由于技术上的精湛超群，或者由于他经历曲折、经验丰富，或者出于他见义勇为、行为公正无私，或者只是由于他年龄较大，能够服众等等，那么，这个人便具有群体公认的影响力。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他的行为，已经影响整个群体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事实上他已实施了一种领导过程。
权力和影响力并非总是同时存在的。有时候，领导只是一种权力的运用，影响力并未形成和发挥作用。甚至有时候，权力的运用还招来反面影响力的抵触。人们在生活中大概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命令、一个政策开始施行，大家虽然并未公开拒绝执行或反对，但到最后，这种命令或政策却被化解于无形，达不到应有的或预期的效果。此时，领导的失败，不是出于缺乏权力，而是由于缺乏影响力，缺乏公众的信任。
有时候，领导又只是一种影响力的运用。没有命令、没有指示、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上下级关系，只是由于影响力的发挥，领导过程却顺利地完成了。这种领导虽然不伴随法定权力的运用，但却是成功有效的领导。
“骷髅会”的成员懂得，能够同时运用权力和影响力的领导，是最成功、最有效的领导。通过正常的渠道发布命令、下达任务，事情能够做成，不通过法定指令、而只是通过某种言行、某种心领神会的暗示，待定目标也能够达到，这是最迅速、最完美的领导方式，也是成功的领导者达到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