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若干年里，人们一直喜欢“红色包装”，特别希望自己是“里面三新”的贫雇农出身，最好父母是苦大仇深、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大字不识的人。似乎这样，才最令人骄傲，最值得炫耀，最让人尊重，也最可靠放心。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按照家庭出身，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一类是“红五类”（贫农、雇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一类是“黑七类”（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走资派）狗崽子。当时有个家喻户晓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把出身的决定作用讲到了极致，把封建的血统论昭示的淋漓尽致，凸显出“红五类”子弟的优越感和所谓“黑七类”狗崽子的无奈。
近些年，具体不知从何时开始，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和某些人那里，对出身的好恶、向往、评价，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甚至发生逆转，帝王后裔、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成了一些人的追求。不仅历史上声名显赫、功勋卓著、彪炳千秋的人物，不少人攀龙附凤，趋之若骛；有的历史人物名声不好，甚至声名狼藉，也不乏寻根问祖、津津乐道、颇感荣光之人。更有人祖上本是民族败类、反动军阀、不法奸商、恶霸地主，干了许多祸国殃民的勾当，竟也或亲自动手，或假手他人，在报刊或电视上，或明或暗地加以宣传，并堂而皇之地印在名片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只要是名人，不管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一律攀附，打上出身名门的标签，抬高自己的身价，扩大自己的知名度，这就是今天一些人追逐的信条。为名人建故居，为典故争属地，而好坏不分，美丑不辨，也是这个心态，于是就出现了拼命把夜郎自大的夜郎说成自己地区，耗资费力为民族败类建故居等咄咄怪事。“不留名千古，就遗臭万年”这类腐朽思想，重又在有些人头脑中作祟。
有些人的包装是全方位的，不仅包装成名门之后，还要包装成受过良好教育，穿衣打扮要十分考究，饮食起居要讲究质量，言谈举止要有绅士风度。于是，有的原本学历不高，现在通过各种方法，已经拿到最高学历，甚至是哈佛、牛津、剑桥的博士、硕士学位；有的工资本来不高，却穿的都是名牌，用的都是高档，甚至戴上几十万元的手表招摇过市；有的过去经常出口不逊，十分粗鲁，现在也附庸风雅，拿腔作调起来。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自我感觉良好，别人却难首肯，说不定会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