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的快乐，没有高度和高度，也没有准则。
准则只有马屁股宽
稍微留心的人一接触电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键盘上的英文字母不是按照按照ABCDEF的顺次序排列，而是一种奇怪的次序。那么这种排列准则又从何而来，有什么奥妙所在呢？
实际上，电脑键盘只是沿用了传统打字机的字键排列，而打字机键盘的排列，则来自于120年前一个技术上的小问题。
120多年前，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名出版商想设计一部小型的机器，好使在办公室的人们也可以编写出像印刷品上一样整齐的文字。他设计的第一部打字机，确是把英文字母顺次序排在按键上面（即是A,B,C,D......），每按下一个字键，就触动一组相连的机械杆，带动到最后一支金属杆弹出来时，杆的末端刻上的字母便印到纸上。然而，当打字的速度增加时，几十组机械杆飞快来回移动，情况愈来愈像赶上班的人拼命要挤上地铁车厢一样，出现了严重的挤塞问题，不同组的机械杆甚至纠缠在一起，动弹不得！
为了解决这个挤塞问题，苏尔斯决定把字键重新编排。常常连在一起的字母，如e和n，s和h等，尽量分隔开来，最后便排出了一个Q,W,E,R,T,Y......的次序，大大地减轻了挤塞的问题。接下来，这种键盘顺理成章地为所有人所接受，并且沿用到电脑上，再没有人想到改变它，把排列变得更为简便和快捷。
这种没来由的规则并不仅此一例，甚至连铁路钢轨之间的距离标准，也来自于一个与火车无关的东西：马的屁股。
美国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点八五英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标准，究竟从何而来的？
原来这是英国的铁路标准，因为美国的铁路最早是由英国人设计建造的。那么，为什么英国人用这个标准呢？
原来英国的铁路是由建电车轨道的人设计的，而这个四点八五英尺正是电车所用的标准。电车轨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而他们是用马车的轮宽做标准。好了，那么，马车为什么要用这个一定的轮距离标准呢？因为如果那时候的马车用任何其它轮距的话，马车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路上的辙迹的宽度为四点八五英尺。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呢？答案是古罗马人定的，四点八五英尺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如果任何人用不同的轮宽在这些路上行车的话，他的轮子的寿命都不会长。我们再问：罗马人为什么用四点八五英尺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
原因很简单，这是两匹拉战车的马的屁股的宽度。
美国航天飞机在发射台上时，在它的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这些推进器是由设在犹他州的工厂所提供的。如果可能的话，这家工厂的工程㻦师总希望把这些推进器造得再胖一些，这样容量就会大一些，但是他们不可以，为什么？
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后要用火车从工厂运到发射点，路上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的宽度宽了一点点。
说出来令人难以相信，世界上是最宏大的运输系统的设计，或许是由两千年前两匹战马的屁股宽度来决定的。历史惯性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要冲破由惯性形成的准则又是多么的艰难！
就象键盘的排列和钢轨的距离一样，历史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准则给我们，但准则却可能演变成一种沉重而严酷的束缚。要想拥有财富，主宰命运，就必须大胆地挣脱束缚，勇敢地挑战准则。
准则是用来打破的
公元前334年冬天，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率领军队进入亚洲的一个城市扎营避寒。在城里，他听说了一个著名的预言。
这个预言来自于古希腊的佛里基亚国王葛第士，他曾经以非常奇妙的方法，在战车的轭上打了一串结。他预言：谁能打开这个结，就可征服亚洲。一直到公元前334年，仍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将绳结打开。
亚历山大满怀信心，驱马前去解结。他来到葛第士绳结的车前，却无法找到绳结的两端，他想了想：“我何不自己制定一个解结的准则呢？”他突然顿悟，拔出剑砍断了绳结。
接下来，亚历山大占领了比希腊大50倍的波斯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
向现存的准则挑战，我们就有可能在创新开拓中拥有自己的“亚细亚”。
日本的东芝电气公司1952年前后曾一度积压了大量的电扇卖不出去，7万多名职工为了打开销路，费尽心机地想了不少办法，依然进展不大。有一天，一个小职员向当时的董事长石坂提出了改变电扇颜色的建议。在当时，全世界的电扇都是黑色的，东芝公司生产的电扇自然也不例外。这个小职员建议把黑色改为浅色。这一建议引起了石坂董事长的重视。
经过研究，公司采纳了这个建议。第二年夏天东芝公司推出了一批浅蓝色电扇，大受顾客欢迎，市场上还掀起了一阵抢购热潮，几个月之内就卖出了几十万台。从此以后，在日本，以及在全世界，电扇就不再都是一副统一的黑色面孔了
按照当初约定俗成的看法，电扇都是黑色的，假如一味地从“黑色”方面理解，在这个准则里面寻找方法，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任何新的风扇异军突起。
“创造”里面的“创”字，从刀，仓声，金文的形状就是一个躺着的人,手上脚上都有小竖，表示受了创伤。本义其实就是创伤伤口的意思，因此对于创造，我们可以理解为“破坏”加上“建设”。
毕加索曾经说：“创造之前必须先破坏。”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破不立。破，就是要破掉传统观念和传统规。
准则都形成于历史，是从人们过去一惯的做法归纳出来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变了，过去没发生过的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
当甘地第一次向历史学克里帕拉尼说要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解放印度时，这位历史学家大吃一惊，毫不客气地批驳说：“甘地先生，您可能了解《圣经》和《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历史。从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
甘地笑了笑：“您才不懂得历史。您要明白，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
甘地继续说道：“这是一个充满神奇的时代。人们不能因为某一事物或观点新奇就认为它毫无价值。仅因为困难就说不可能是与时代精神不符的。以前从未想过的事物如今日日可见；不可能正在变成可能。”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当准则成为准则时，它就注定是用来打破的。一切创新都可以说是向现存准则挑战之役。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敢面对这一点，面对生活中的“葛第士神结”而不敢像亚历山大那样辉剑而解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实中有着“遵守准则”的压力，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之一。
不挑战准则，将注定我们的一生是无所作为了。
别把准则当樊篱
不要把准则当作生活中的一道樊篱，要融合它，把它变成一种方法论。
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求，一个性格好勇上进，一个生性柔和迟缓。
有一次，子路向孔子问：“对一件事情，是不是一想到就要去做？”孔子意味深长地说：“还有父兄师友在，怎么能一想到做呢？”
不久，冉求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孔子马上干脆地回答“一想到就要去做，不然哪里有时间做呢？”
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同样的问题会有两个答案。孔子解释说：冉求柔和近于畏缩，因此需要鼓励他；子路好强近于急躁，因此需要警醒他。
我们用刀切东西的时候，不会规定力度或深度的准则，因为东西的硬度和刀的利钝不同，我们的用力也就不同。
在人生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所处的情境不同，要达到的目的不同，面对的人事物不同，因此也没必要寻找或遵守什么准则。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规定要怎么干，也没有规定不要怎么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么干。
从小学开始，我们的教育就教会我们：要听话、要保持冷静、要面对现实。但这些所谓的理智只是一个刹车，让我们只会做那些大家熟悉的，被允许和正当的事，阻止我们去获得快乐的成功。赢得过人的成就。
特别是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太多的人只顾忙着从书本上学习新知识和理论，却忘记了怀疑，忘记了思考，更谈不上探索。
准则是对自由和快乐的诅咒和压迫，无数天才死于准则。保持准则就意味着要做一个平均数，将一般的水准视为自己行动的准则，但快乐者一般是不遵循普遍被认可的准则的，他走自己的路，舍弃普遍的外在道德准则，而且不因此有任何的负疚感。
人们眼中的好与坏，不外乎从外在的道德和伦理两个方面来看的。好的则嘉勉，错的则改之。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可吃！相反，有些“坏”孩子活得更甜蜜！因为，好孩子们太符合准则，太中规中矩而没有乐趣……
传统文化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完人与好人，必须要循规蹈矩！它的基础是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我们进行压制，让我们承认一个无法达到的准则，然后就会害怕别人的批评，并对一个小小的表扬感到满足。
我们屈服于这些外来的标准，并且因为无法满足这些标准而依赖于那些来批评我们的人。在这个基础，我们就会渴求尽可能地符合“准则”，得到批评者的承认。
比尔•盖茨那样逃学逃出一片光明，韩寒那样弃学从文一举成名，不也是一种成功与快乐吗？老老实实接受学校教育的默默无闻，校园另类却叱咤风云，这只能说是对我们教育的讽刺。
所以，跳出传统社会的评价标准，按自己的准则生活，自己评价获得的成绩和失去的东西，活得出格一点，另类一点，有品位一点，也会成功也会快乐！硬要守在一棵树下等果子吃，除非像牛顿那样，由苹果落地而想到万有引力。
那也只是异想天开！父母还叫他按时回家呢！多数人没有自己的风格，接受的只是循规蹈矩的教育！但这种生活却不如就利用“克隆”技术，将成功者的基因拷贝一下。
可克隆出来的人生能快乐吗？
这是一个禁忌相继崩溃的时代。没人拦着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拦着自己。我们的禁忌越多，成就越少。
作为社会的人，并不能百无禁忌。但他只应有一种禁忌——法律。除此之外，越肆无忌惮越好。
在快乐者看来，所有的一切都通向成功。来自别人的反对，比如我们太不理智了，让我们害怕，阻止了我们成功。我们把所有的梦想都丢在地上，指责自己是个空想家，并向失败低下头。
要告诉自己，从今起我不再想向准则看齐，我要自由地快乐起来。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去获得别人没有得到甚至根本就不相信的成功，我们就已经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了，因为无论将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将因为摆脱了外在准则的压力，而变得安然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