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个道理再往前推一步，似乎可以说，只要目的正确，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用一切手段。这当中包含着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从现实出发，面对现实选择手段。因为，现实常常是难以超越的；幻想代替不了现实。
春秋时期，周王姬林继位，年轻气盛，不管三七二十一解除了郑国国君姬寤生在中央政府的职务。这对姬寤生的声望是一个打击，他立即向国王报复，派遣军队进入王城洛阳附近，把边界麦田里的小麦刈割而去。稻米熟时，再把稻米刈割而去。姬林除了七窍生烟外，毫无办法。
不久，郑国跟宋国开战，不分胜负。郑国国君姬寤生打算利用国王的剩余价值帮助自己，这才到洛阳朝觐。
姬林挖苦地问他：“郑国粮食收成如何？”姬寤生说：“托大王洪福，五谷丰登。”姬林做出如释重负的模样说：“那就好了，王城的粮食，我可以留下自己吃了。”
然后送给姬寤生十车小米，以此来羞辱他说：“请你收下，郑国如果有荒年时，请不要再抢。”
但是姬寤生是一个脸皮坚厚而且有谋略的大人物，能够化羞辱为荣耀。他发了一阵脾气后，立刻冷静下来，用绸缎把十车黍米密密包住，招摇过市宣传说：“宋国久不朝贡，国王赐下十车绸缎，命我们讨伐宋国。”
结果鲁齐两国不明真相，信以为真，都派出军队，会同郑国作战，把宋军统帅孔父嘉杀得大败而逃。
“诈”，可以使对手防不胜防，造成种种假像，使对手迷惑昏乱，从而乱中取胜。“诈”的手段也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全看你怎么在具体情景中加以运用了。基本的原则应是灵活机动，随机应变，智谋便在手段的运用中显现出来。
在面临和处理各种难题时，必须做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而不要做愚蠢的理想家或伪善的道德家。
曹操的主薄杨修，谋划立曹植为魏太子。曹丕很忧虑，于是用车载废竹篓，将吴质藏在其中，与吴质来商议对策。
杨修将此告诉了曹操，曹丕害怕了，赶快将情况告诉了吴质。吴质说：“没关系。”次日，曹丕再用车装竹篓，篓内都装上绢。
杨修又把此事告诉了曹操，曹操带人来检查，推开篓子检查一下，根本无人，全是丝绢。从此曹操不再怀疑曹丕，反过来开始怀疑曹植和杨修。
“诈”即伪装，欺骗。这一点最容易受到道德家们的指责。他们往往撇开现实情况，撇开目的将手段孤立出来，然后空泛抽象地批评欺骗不道德、不符合人们行为的准则。然而，这种指责不是迂腐，就是别有用心。因为兵不厌诈是将目的与手段联合起来说的。手段为目的服务，手段与目的一致，才应该是行为的最高准则，因而也是最符合道德的。
宋高宗建炎初年，由于金兵南侵，皇帝跑到钱塘，而留下张浚在平江镇守后方。
当时汤东野正当守将，有一天听说有皇帝的赦令将到，心里对这件事感到怀疑，便跑去向张浚禀告。张浚说：“马上派遣内行的官员前去看看，让驿站的坐骑走得慢些，先让前去的官员把诏书拿回来。”
汤东野派去的官员打开诏书一看，原来是由于杭州发生兵变，逼宋高宗退位，改由太后听政，宋高宗迫于无奈而写下的沼书。
汤东野考虑到不能宣读这样的诏书。但是有诏书来这件事已经宣扬出去了，将士们渴望得到朝廷的赏赐，如果得知杭州发生兵变高宗退位后，一定会发生兵变。
他同张浚商量这件事。张浚说：“马上打开府库拿出钱来，作出行将对众军行赏的姿态。”于是他们就把这封被逼而写的假诏书藏起来，私下里把州府中过去收藏的高宗皇帝登基时大赦天下的诏书放在车中。
等到迎来诏书后，他们把它张贴在城楼上才离开。那城楼的台阶立即禁止通行。没有人敢上去，因此谁也看不出诏书上的破绽。
同时，他们就按照皇帝祭天地时赏赐的惯例，把钱银、布帛赏给将士，于是军心较为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