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想一想自己身边的人，那些穿着不凡而出众的人，自然会让我们另眼相看。而对于那些衣衫不整的人，我们会低估他们的能力和品位。服装在事业上的作用不但不可忽略，而且相当重要。无论选择雇员还是提升职员，如果面临着竞争，我们可能更容易倾向于那个穿着出色者，庄重而有品位的着装能够赢得我们的信任。
魅力领导的出众条件之一是他们具有格调的穿着，服装是造就一个魅力领导和成功者不可忽视的关键。肯尼迪杰出而又英俊的外表，被当时的《纽约时报》认为“他设立了时尚的标准”，“他创造了美国人心目中英俊的形象”。服装设计师利丽达舍评价他的风格：有着“意大利的品位、大不列颠的冷静、美利坚的风格”，“我们的总统有着如此完美的内外结合”。
中国某投资银行的老总在谈到服装的重要性时对英格丽讲：“当我要裁人时，我就先从穿着最差的人开始。”这位老总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服装对事业的影响。90年代初他曾在意大利作为中资的负责人，与意大利金融界人士交往，但每次都感到别人对自己的奇异眼光。直到有一位直率、热诚的意大利朋友告诉他：“你的服装、领带、皮鞋、手表都不告诉我们你属于金融界。”他感到羞愧万分，这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无知，而是他深深地感到自己没能最完美地展现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和银行。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强烈刺激的他，开始了一场彻底地改头换面的“再生”。他请意大利的各方朋友帮他提高对时尚及服装的认识，最后请意大利的形象顾问为他全面设计，从此他再也不为自己的穿戴而焦虑。这位老总在香港任职期间，设立了严格的着装条例。他甚至要求职员只有在自己的桌前才能够脱掉西服上装，一旦离开自己的桌子，必须穿着西服的上装，以展示银行庄重、稳固、传统、可信的形象。他是英格丽在中国见到的对形象设计概念最精通的人。
1972年，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及讲演培训专家凯利教授发现，在高中女孩子的友谊中，穿衣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个性，再次才是共同的兴趣。因而，他发现服装是强烈、显著的信号，它向社会提供有关我们的一切信息；服装也是有利的沟通工具，它用非语言表达的方式让我们顺利地与人交流。美国形象大师乔恩·莫利经过26年对服装的研究，得到了一个关于服装的最简单的结论，那就是“我们的着装影响着外界对待我们的态度”。通过实地实验，在各种不同场所用衣服做道具，他发现不同的服装能让我们得到不同的待遇。穿着像个成功的人，就能让你在各种场所得到尊敬和善待。因而，他认为在事业中穿着能够帮助你成功，当然，你不在意自己的穿着的话，服装也能够帮助你加速失败的步伐。
着装的成功与否决定了你在各种社交场所得到的待遇是友好还是敌意，即使你是去商店里买东西，得体的装束也能够让你得到良好的服务。但是，服装的这种微妙的功能却常常被人忽视。某代表团在伦敦参观一家大银行时，一位代表团成员由于穿着运动衣和旅游鞋，被门卫误认为是混入队伍的难民而拦住，尽管翻译一再解释，但门卫还是未让他进入银行参观。在英美的金融界，即使是一个清洁工，也不能穿着随便地去上班，连银行的门卫都是西服革履，更何况那些高级职员？
一位电视台的记者长期与企业的老板们接触。他在了解了西方的商务形象知识之后，开始对自己的采访对象进行细致的观察。他发现：“绝大多数人不按照国际商业化的标准穿着，即使是在有媒体报道的大型商务活动场所。在一次国产葡萄酒的品酒会上，到会的只有少数几位老板穿着西装，只有他们的出现还能让人相信这是一个红葡萄酒品酒会。大多数到会的葡萄酒厂的大老板们穿着随便，或者胡乱搭配。他们的外表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是葡萄酒厂的老板。品酒会是如此高雅的社交活动，我以为葡萄酒厂老板们的穿着应该不同于白酒厂的老板们。”
服装也在无声地告诉人们是否要信任服装的主人。在美国负责替法庭选陪审团的专家米理修斯·福斯特曾做了个调查，他发现陪审团员倾向于相信那些着装得体，看起来有教养、有权威、可以让人信任的人。即使是恶魔般的被告人，如果能展示给陪审团一个可信的形象，他甚至会被认为是无罪的。因而律师们不但自己努力利用穿着以赢取法官和陪审团的信任，也劝说被告和证人以可信的形象出庭。在调查中发现，深蓝色西服、白衬衣被认为是最可信的搭配。深蓝色西服与白衬衣的结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走遍世界不出错的商业标准制服。这也是为什么蓝白色是最常用于企业和公司制服的原因。
然而，并不是穿着西服革履你就可以步入成功人士的阶层了。西服与西服之间还有着天壤之别，西服的面料、样式、裁剪、色彩、是否合体等等，把两个穿着不同西服的人划入了不同的阶级。美国作家福斯特刻薄地认为：“下层阶级的人西服领子与衬衣领子相距甚远。西服过大、过小、过短、过长都会让穿衣者看起来像是西服以外的异来之物，我们因此断言：他不懂得穿衣之道，他还没有吸纳足够的现代文明。他或许穿着别人的西服。无论如何，他肯定缺乏品位。一个把西服的标签还露在袖口的人，毫无疑问，一定来自一个没有触摸到时代脉搏的山村，他或许是第一次穿着西服步入文明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