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为什么是清华？
桑顿：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认识清华，和他们相处融洽；第二我认为清华作为一个培养过很多中国领导人的学校来说，它有它特殊的位置。
提问：您的很多前任从高盛高层的位子上退下来以后，都步入了美国的政坛，比如您的前一任总裁鲁宾就成了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您未来是不是也会在美国担任公职呢？
桑顿：驱使我的动力来源于我希望贡献于社会的想法，而这种社会应该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特别要强调的是面对中国的崛起，怎么加强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了解中国领导怎么想怎么做，已经越来越重要。至于说是否想直接担任美国政府机构里的公职，倒不是此时我最关心的事，我关心的是现在我们所做的是否能成为真正理解中国的专家。
提问：那您在中国的经历和您在这里的作为实际上会为您的政治生涯加分还是减分？
桑顿：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你展望未来，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晰。对于任何一个明智的美国领导人来说，美国必须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和深远的关系。谁了解中国，谁就会在美国社会中更具价值，因此现在的作为一定会对我未来有所帮助。
桑顿告诉提问者，他的这门课几乎每次都会有不同的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员来和同学一起探讨这个全球领导人的话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是这么多全球企业的CEO都愿意花时间来到中国的一个学校，是因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正在加强。
提问：现在很多人都在对“科技化”、“全球化”这样的观点和发展趋势提出质疑，他们担心，这种发展趋势会不会偏离人类生活的本质，抑或泯灭掉民族的个性，您怎么看？如果您不认同，有什么有力的证据证明——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对人类有利的发展趋势？
桑顿：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了，我们必须面对，但我们希望通过引导让它朝着一个最有利的方向发展。就向其他的社会发展趋势一样，它们都是各有利弊的，作为一个领导人，就要尽力发挥它好的方面，缩小不好的方面。有一些担忧是合理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它作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提问：现在这种研究进行到一种什么境况了，是否相对已经成熟？
桑顿：现在做的还不够，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提问：作为一个全球知名企业最高层的管理者，“高瞻远瞩”肯定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能力，当您做出一个重要决策，而这个决策又不能马上放到实践中去检验正确与否的时候，您怎么去判断它是对是错，并坚定地去执行？是靠一种内心的信念还是有一个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
桑顿：实际上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有些领导人做出决策时目光太短浅，看得不够长远，这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那些因为出于太长远的考虑而做出决定以致不知道是否正确的情况，并不是很多。
提问：您所讲的短浅和长远有一个衡量标准吗？我觉得它们都是相对的。
桑顿：目光短浅就是作决定时考虑的标准或是变量只是影响到今天、明天或是下一周这些短期的利益。比如说一些上市公司迫于股东的压力，要在半年、一年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盈利，那么为了赚钱他就要做出一个决策，而这个决策不见得对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发展有好处。这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认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平衡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那么他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使命感和价值观。有了这两点，才能真正清楚地看到怎样做才是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的，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做一些轻率的决定。要做到这种平衡，就要凭借他的经验，还有他的判断力和本能。
提问：我觉得您刚才谈的还是站在一个公司、一个组织这样一种局部的利益上，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做出决策时站在一种更广阔的利益上，比如说国家、社会或是全球，如果是这样，那么您所谓的短浅或是长远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结果。
桑顿：所有的领导人，无论是大学的、公司的、还是政府部门的，他们加起来只是占全球人口的很小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这只占全人类很小的一部分的领导人对全世界来说要负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所有的其他人应该从这些领导人身上得到一些什么？
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我们都会发现，这些领导人承担的责任对全球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不允许这一小部分的领导人仅仅把自己狭隘地看作是他所在的那个领域的领导者，实际上他们个人承担的责任是巨大的，所以每个领导人的眼光都要放得宽泛一些、长远一些。无论你是管理一个公司、政府的一个部门还是管理一个国家，我个人都坚信要想取得长期的成功，就必须有一种使命感。这是一种相对宽泛的使命感，也就是说你的行为要在某一方面对社会有所贡献。有些时候也许我们会把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搞混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在我看来，长期利益就是那些人类追求的最根本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一些对我们真正好的东西，这些是不容易搞混的。
提问：您的使命感从何而来，年轻的时候就有，还是经过不断的历练而形成？
桑顿：不光是作为个人要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作为一个机构也应如此。对于个人来说，这主要是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是个人对人生的看法，是一个扪心自问的过程，你要不断地问自己：你的人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你为一个机构工作，这个机构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种使命感越明确、越清晰，你做出的决定就越有前瞻性。如果你的人生目标、你的使命感模糊不清的话，你做出的决定可能就很难具有前瞻性。
提问：在您年轻的时候这种人生哲学就很明确吗？
桑顿：人生就是一个人的内心进行自我对话的过程，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不断追求真理、认识自我的过程。当然不见得每一次自我对话都会使自己的人生目标更加坚定、更加明确，不总是呈一种上升的趋势，中间会有些反复，会有些波折，所以说人生哲学和使命感的探究和确立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提问：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在您的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两次，这种内心的自我对话与反省？
桑顿：不一定是特定的某个事情，在特定的某个时间，或是特定的某次对话，让我有了一个特定的答案，这是一个自然的甚至是不经意的过程。比如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件事：我快五十岁了，再过二三十年，也许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到那时我回头看自己的人生，从1954年出生到现在，这七八十年的时间里，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哪些最重要的事？我作为一个个人，是否有幸参与到这些重要的事情中去，是否能够亲历或是有助于它的变化和发展？那么我看到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我就想如果能做出一些贡献推动中国的发展，推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我这一辈子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这样想了，我就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决定：在我这辈子剩下的时间里，中国要作为我工作和生活的重心之一。我和我周围的很多人，包括一些美国政界的要人，谈起这个想法，他们都很支持，认为我应该这样做，我这样做很有价值。
提问：您在事业上可谓功成名就，在生活中您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吗？我觉得很多人在为一个很大的目标奋斗的过程中，他会忽略或者是无法顾及许多平凡人应有的乐趣。您在这两方面是否能很和谐地兼顾，还是也会有一些顾此失彼的情况？
桑顿：你问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问题。我认为我在这方面非常好，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的生活非常充实，使命感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核心，其他的事情都要围绕这个核心而形成一个整体。我认为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幸福也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如果你是成功的那么你一定会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如果你不幸福那么你不能算是成功。我除了工作还有一些普通的生活，我在那些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感。
提问：据我所知在清华做一个教授是很辛苦的，有些老师早上八点就到办公室，晚上常常是临近子夜才离开。同样是教授，我想您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除了授课、和学生在一起，您的精力和时间是如何支配的？
桑顿：我有很多其他的活动。这也和人们为什么对我到中国来感兴趣有关系。我谈谈这些天来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我接到很多邀请，有来自于公司的、组织的、学生的和政府部门的等等，希望我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我这个周末是在越南度过的，和那里的政府高级官员们见了面，他们希望我对于如何最有效地吸引外资进入越南提一些建议。昨天晚上九点半回到北京，和北京一个公司的代表共进晚餐；之后又和一些人谈有关中国企业发展方面的事情。过去的48小时就是这样过的，非常忙碌，而且随机性很强，当然这样也能让我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更多的东西。
提问：您习惯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吗？喜欢清华吗？
桑顿：过去十几年里，我来过中国很多次，非常喜欢中国。我也非常喜欢清华，但到目前只呆了短暂的七天。以前我在学校呆过很长时间，在哈佛拿第一个学位时我的朋友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教授”，现在我真的成了教授，朋友笑说当初给我的那个绰号看来是非常正确的。
提问：最后您能不能通过这短短七天的接触，对您的学生从两个角度作一个评价，一是他们作为中国企业里的高层管理者，一是作为您的学生？
桑顿：虽然只有短短七天，但我和50个学生做了面试，每个学生半个钟头的时间。我对他们的印象非常好，无论是作为学生还是作为一个领导者，都很有潜力。当然彼此了解还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我想学期结束时你再来问我这个问题，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