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相生，什么都没有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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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有一位女士，改革开放之初她要创业，就准备了一笔资金，找了1个硕士毕业生，4个大学毕业生，还有1个小姑娘，注册了一家公司。到了公司成立的时候，这些人问她，公司做什么业务？她说不知道。因为她没有什么经商的知识，没过多久，她的公司就只剩下那个小姑娘了。后来，她承包了一个部队的招待所，开了一家饭店。因为她不懂经营，很快就又赔得不能营业了。
这时，她的心情坏透了，为了给自己透透气，就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上街去遛。走着走着，有一个人问她：“你的衣服是从哪儿买的？”她没心思说衣服的事，漫不经心地说是自己做的。接着又有第二个人问她：“你的衣服是从哪儿买的？”她仍然没有在意。到了第四个人问她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我可以做几件衣服试试，看能不能卖出去？
回到家里，她开始做衣服，又把衣服送到商店，跟人家商量，能不能代卖？商店里的人看这衣服还不错，就答应了她。出乎意外，她的衣服几天就卖出去了。于是，她做起衣服来。不过，很快她就不再自己做，而是找到服装加工厂，请他们批量生产，然后拿到商店销售。
就由这儿开始，她逐步地了解社会，学会做生意。今天，她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
1963年出生在河北文安县农村的戴玉强，对唱歌有一种自然的爱好。上高中的时候，他就跟着广播天天学唱《祝酒歌》、《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这些文革后最早的流行歌曲。渐渐地，他从兴趣开始萌发了以后要吃这碗饭的念头。在他的心目中，歌唱家是神圣的，北京也是神圣的，所以在他的意识里，凡是歌唱家都在北京，要实现梦想，就要到北京去。为了去北京，高中毕业他选择了北京煤矿学校———这个没人知道，也没有多少人想去的学校。
在中专里，戴玉强对他的建筑专业几乎没用多少心思。上课的时间，都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度过的。他还经常去政协礼堂、首都体育馆听音乐会。等音乐会结束，下了地铁，往往就要跑回学校去，因为时间太晚，此时公交车早就没有了。还好，他是学校的文体骨干，拿过北京市中专运动会长跑冠军，北京市环城长跑第一，所以，跑起来也不是太难的事情。
毕业时，他的成绩勉强及格。他曾想靠着唱歌、足球、跑步等方面的出色表现留在学校团委，但最后，他被分到了山西太原古交矿区的建筑队，当了一名技术员。
进了北京，又离开北京，戴玉强觉得自己离理想越来越远了，但是他并没有停下追求理想的脚步。
19岁时，他第一次听到《我的太阳》这首歌，帕瓦罗蒂那宽厚高亢的歌唱和意大利美声如行云流水般的旋律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灵。自此，他对美声的迷恋不能自拔。现在工作了，他攒下了前3个月的工资，又借了一些，买了一个0元的录音机。这样，他就能天天听歌了。
在建筑队，戴玉强扛材料、和灰浆、挥着瓦刀砌墙，实习期满就当上了副队长，成了重点培养对象。人生的路就这样走下去似乎也是一片光明，但戴玉强绝不是把理想当成获取功利手段的人，他没有因为得到了这些而满足，在他心里，要唱歌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梦。工作之余，他天天跟着录音机向著名歌唱家们学习唱歌，他连乐谱都不认识，却学会了几乎所有的歌。他还偷偷跑到中央音乐学院考试，一试就被刷下来了。他知道了，光会唱歌，还远远不是一个歌唱家。
后来，他开始自己花钱上北京找老师上课，一个月不多的几个钱都用在这上面了。一次戴玉强从北京回太原，买火车票时发现钱不够了，还差一毛多钱。他想找售票员通融一下，人家却以为他是个捣乱的。戴玉强没办法，想了想，就开始在地上找钱，还真找到了一毛多。他数了数，还差一分钱。可是火车快开了，没时间再找了，戴玉强赶紧跑到售票处：“同志，我还差一分钱，这趟车马上开了，你看能不能……”“不行！”戴玉强话没说完，一大把零钱又被推出来了。带着屈辱愣在那里，戴玉强活活急出了眼泪。
工作两年后，山西省歌舞团要招一个进京学习的歌剧班，他赶紧去报了名。唱几首歌，朗诵一首诗，戴玉强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考试。他终于实现了进京的愿望。但是进京的代价也很大：公职没了，工资待遇没了，以后还要边上学边挣钱交学费、养活自己。父亲阻拦，单位挽留，他还是走了。这事如果发生在今天，根本算不上什么，但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玉强成为辞职大军的先行者。为了实现理想，他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歌剧班3年，戴玉强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在学校学习高雅艺术，在校外卖苦力。他干过装修、卖过旧电器、当过监工、跑过采购。期间还到中央音乐学院参加过一次考试，还是没考上。
学习结束后回到山西省歌剧院，发现根本没有歌剧可演，于是，他又一次辞职来到北京。为了省钱他不吃早饭，到中午买张大饼，吃一半留一半到晚上再吃，1?郾80米的大个子经常饿得头晕眼花。生活这样艰苦，但他却说：“生活条件差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最难受的是事业上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