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全世界都在为日本的战后经济奇迹所倾倒。日本被公认为一个不会犯错误的国家。日本的一些政策制订者自诩创造了一种资本主义的超越形式。日本公司享有正在实践着一种更好的管理方法的盛誉，这种管理方法在被广泛地仿效。因此，10年以前，写一本以《日本有竞争力吗？》为题的书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这已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日本看上去已陷入了无止境的衰退。1998年时，经济已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负增长，1999年的增长至少也是缺乏活力的。银行业几乎没有从大量的坏账中复苏的迹象。房地产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迅猛增长以后，直落了78%。日经（Nikkei）股票价格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38 915日元的最高点，1998年10月下跌到13 000日元，直到2000年初才恢复到20 000日元左右。失业率也在1999年创下新高，首次超越了美国的失业率。
在日本政界，流传着一种日本被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击败的言论。考虑到日本经济下滑的深度和持久性，对于日本基本的经济模型的质疑却非常少，这是很不寻常的。当然，每个人都同意需要进行一些改革。但是，大多数人相信，只要政府用大剂量的信用和需求刺激的处方来启动，经济引擎基本上是健全的。①只是最近，在经历了公司失败和巨大损失之后，许多日本人才开始意识到存在着结构性问题。而且即使到了现在，对于结构性改造的任何迹象，还一直存在过早乐观的倾向。
开始趋于一致的公众舆论把日本的经济问题归结为三个原因。第一是因高估的股票和房地产导致的所谓泡沫经济的崩溃。崩溃的资产价格的冲击波及了银行系统和经济的其他部分，造成信用不足。随着抵押品的价值一落千丈，银行、公司以至家庭发现自己负担着沉重的债务，这就抑制了消费和投资。
第二种解释是好事的政府部门规定过多和保护过度。政府的干涉扭曲了公司的行为，抬高了它们的成本，减少了它们的灵活性，最终损害了它们的竞争力。
第三种解释也归咎于政府。日本的官员们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处置失当，包括提高税收、刺激国内需求的失败、长期墨守他们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政策。日本的公司面对着出口的限制而扩大其在国外的投资，不活跃的国内投资和萎靡的国内需求损害了经济的增长。
我们同意刺激经济和恢复资本流是有好处的。但是单纯依靠快速的修复和宏观经济调整是无法复苏经济活力的，日本已经尝试了这些策略并失败了。日本的银行把短期贴现率猛降为零；近1.5万亿美元公共工程支出、削减税赋、为银行提供紧急融资、政府为现金不足的公司提供贷款，甚至发行优惠购货券，都收效甚微。好像什么都不管用。
那是因为使日本头痛的弊病已经超出了宏观经济的范畴。日本的问题根源于微观经济，根源于如何使一个个产业具备竞争力。如果日本的政策制订者和商界领袖希望重新获得国家的长期经济繁荣，他们就必须着手于解决日本衰败的根本原因，即把正确理解什么驱动日本第一次走向成功作为出发点。
说起来容易，要做到这一点却很难。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论文和书籍已经提出了关于日本在竞争中获得空前的增长的观点，此观点已广为接受。它由两种相关的解释组成。一个是政府制订了一套详细的政策，另一个是在日本公司中间普遍采用的一套管理实践。这两种解释都被重复得非常频繁，以致它们在公众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了。
这种流行的观点不仅仅在日本，而且在其他的国家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制订者和商界领袖都曾试图去仿效日本的模型或借用其中的一部分。出于各种政治和文化的原因，这些国家更倾向于相信日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和天生优越的资本主义形式，认为这种形式比起西方的资本主义更加可控制和更加平等。
而我们发现几乎没有一种传统的观点是正确的。日本非常著名的官僚资本主义不是日本成功的原因；实际上，它与这个国家的失败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正如我们将要论述的，问题的核心是日本政府不信任竞争，因此，倾向于以对国家的生产率和繁荣造成伤害的方式介入经济。从日本公司过去的成功中所得到的启示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启示并不完整，忽视这一点是很危险的。一度可行的竞争方法在今天的全球市场上不再适用了。为错误的竞争方法所羁绊，日本的公司损害了自己的赢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