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来就有追求大同的传统，平均主义是深入人心的，有人太穷，有人太富，必然就会有人站出来打抱不平，替天行道。
然而历来的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贫富问题，哪怕打出“杀富济贫”的旗号，以战争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也只是造就了少数新贵，这些农民出身的皇帝，并没有使人民过得更好。
现在的国人喜欢打麻将，麻将的最佳境界是一铲三，赢家通吃，把桌子上所有的筹码都扫到自己一方，所有赢家都是以对方的惨败为前提的。
以这种麻将思维去看待贫富问题，穷人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穷的原因归结为被富人掠夺了。于是抱怨自己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对富人充满仇恨。
然而社会经济的推进和赌博并不是一回事。赌本身不会使赌金增值，无非是怎么分一个蛋糕的问题，蛋糕的大小是恒定不变的，不赢即输，没有共同富裕的可能。换一种思维，如果把蛋糕做大，让社会总体的财富增加，即使在分配的时候，切去一块给做蛋糕的人，穷人的盘子里可能反而更多。
解决贫富分化，简单地杀富济贫肯定是不行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Amartya Sen)这样说：“对于改善贫穷人民情况的第一件事，是为他们争取平等权(Equity)。如果贫穷阶层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这对贫民便是大事，纵使这会使贫富更为悬殊。改善贫富悬殊是重要，但并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头来会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素质?”
阿玛依•森是一个被誉为“把良心和道德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他之所以认为改善贫富悬殊不是首要的问题，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认识：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富人更富，就有了投资的财富来源；如果富人肯投资，穷人就会通过就业改善现有的贫困。
富人多了不是坏事，富人的财富可能正是穷人生活来源的一部分。让富人先富一些，可以使富人有带动穷人摆脱贫困的资本，而穷人和财富不太多的“小富者”，是很难使更穷的人受惠的。我们过去曾经提倡自力更生，实际上是穷人的自救。贫困者当然可以自救，但自救的路很漫长，说不定自己还没走到终点就已经倒下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个高明的策略，然而剩下那一部分人能否也跟着富起来，却要由很多因素决定。
俄罗斯算不上是个穷国，但也不算富国，这原本没什么特别可说的地方，但当2002年福布斯的财富榜统计出莫斯科的亿万富翁竟然比纽约还多，位居世界第一时，我们就不能不为一种畸形而心痛了。
在一个不算富的国家，出现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富人群体，那必然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穷人被剥夺的程度比别的地方更甚。
可想而知，俄罗斯不是一个公平的地方。
俄罗斯在一次性私有化后，很多富有者都是前权力阶层的人士，他们从中夺得先机，瓜分了大量原本属于社会的资源。但资本市场又没发展起来，致使大量转为私有的财富，又大量地外流，成为很多欧美大银行的“黑色户口”。有人统计，俄国现有5000亿美元的私人现金存在这些户头中，是该国财库的500倍!有人认为还不止于此数，至少应该再加10倍!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仍然可以说明一点，俄罗斯是从绝对平均到绝对两极分化的国家，是一个以最快速度转换角色的国家，仅仅是一夜之间，前苏联全体百姓70年的积累，就成了极少数人致富的源泉。
分配不均并不是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绝对的机会不均才是绝对赤贫的根源。我们需要的不是向富人开火，而是向权力经济开刀，向垄断经济开刀，向一切有碍于公平竞争的制度开刀！只有让更多的人得到相对均等的发展机遇，社会总体的贫困线向上延伸，穷人的境遇才会更好一些。而穷人过得更好一些，富人睡觉也可以更安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