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之于富人，就像蛋之于鸡。没有蛋就没有鸡，有了鸡又生出更多的蛋，如此循环下去，穷人变富人，富人变更富的人。
关键是抓住最先那个机遇。
富人的第一桶金都是辛酸的。而且往往带着偶然性。
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富人，他们回忆家史的时候，往往都把重点放在当年的刻苦奋斗上，让人以为那全是他个人的胜利。其实，一个富人的诞生，不仅是他个人智慧的结晶，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哪怕你本身的能量相当于一个原子弹，但如果没有发射的条件，你就和一堆废铁差不多。机遇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做法，当年他能成功，现在你再做，可能就要不得了。
比如个体户，最初是个贬义词，在八十年代初期，它基本上就是待业青年、劳改犯的代名词，是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听着就硌耳，看着更不舒服。但偏偏就是这帮人，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他们就开始练摊，倒腾。倒服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西运回内地来卖，就凭跑个差价，硬是发了，成了万元户。那时候公务员的月薪也就是一两百元，万元户是个什么概念！有了钱，也就有了地位，渐渐的，女人也愿意嫁了，丈母娘脸上也有光了，个体户也就不是个贬义词了。只不过除了有钱，确实也找不到更多可歌可颂的地方，所以始终没有成长为时代英雄。与其说他们抓住了机遇，还不如说机遇抓住了他们，但不管怎么说，抓住了，命运就变了，直到第二次浪潮袭来。
第二浪的层次显然更高，这是生产资料市场化的时期。八十年代后期，“双轨制”是个财富关键词，由此而衍生出“批文”、“官倒”、“腐败”等等热门字眼。生产资料不是小生意，也不是民间可以随意做的，比如钢铁、木材、土地等等，在计划内外那么一倒腾，利润就不得了，但前提是一定要有背景。所以我估计，中国第二批富人，是和“勾兑”这种绝妙好词同时诞生的。在这一阶段，钱和权终于结婚，正大光明睡在了一起。勾兑就是撮合说媒的事，勾拢了，兑匀了，效果就有了。可以说，那时，不会勾兑就抓不住机遇，抓不住机遇就成不了富人。
但是，“双轨制”毕竟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官倒”也民愤太大，所以这第二批富人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很顺利的和第三浪接上了轨。
第三浪是在九十年代，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因为有了股市，就有了上市公司，就有了原始股，有了上市资格的审批者，也有了股民、股评家和操盘手，大家都来分这一杯羹，共同富裕，共同繁荣。股市的神话是很多的，比如买了深发展原始股的老太太，比如身经百战发了财的杨百万。当然“百万”只是个尊称，谁都估计得到，杨百万的资产可能早就不止百万。在这个阶段，百万已经是个很普通的数字，“十万元才起步，百万元不算富，千万元还马虎”，至于万元户，基本上也就和穷人差不多了，时代在进步嘛，富人的标准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都是九十年代的事，股市的神话基本上都在那时产生，现在谁还泡在股市，还想一弯腰就抱上那么个巨大的西瓜，实在有点接近做梦。九十年代末期进入股市的，已经机会很少，暴利不可能持续，过了那个村，就没有那家店了，这就叫机遇。
九十年代后期的机遇，来自于知识与技术市场化，俗称知识经济，这已经是第四浪。这个时期的英雄是张朝阳、王志东们。英雄迅速地诞生，又迅速地死亡，媒体上每天都能看到一夜暴富的故事，知本家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至此，基本上各个阶层的人，上至经纶满腹的知识分子，下至两肋插刀的劳改释放犯，都在机遇面前经受了考验，没有抓住的，也可能就永久失去了，抓住了的能不能挺住，能不能坚持，仍然是个未知数。
富人，不管是怎么致富的，能有今天的局面就不简单。
很多人以为机遇是可以重复的，今天抓不住明天再来。其实，机遇往往就是惟一的，偶然的，失不再来的。
虽然事物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但是这波不等于那波，每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特点都不同，长江后浪推前浪，富人就是每一个浪尖上的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