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人员拿到家里的钱，都少了。蒙牛股票卖得好，是建立在高管团队作出牺牲的基础上的。
与那些商学院科班出身的企业家相比，牛根生绝对称不上什么资本运作高手，事实上牛根生也反对这样的称呼，他甚至不愿意听到别人过多地提到“资本运作”这四个字。
牛根生对于资本有着自己最为朴素的理解：“如果我当初只用自己的１００万块钱做事，肯定做不大，所以我想用１０００万来做事，于是我就把别人的钱和自己的加起来。”
１９９９年１月，蒙牛正式注册成立时，１００万的注册资本金是牛根生和他妻子卖伊利股票的钱。几个月之后，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８日，“蒙牛”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注册资本猛增到１３９８万元，折股１３９８万股，发起人是１０个自然人。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蒙牛从摩根士丹利、鼎晖、英联三大国际财团获得了２．１６亿元的风险投资，三家外资占蒙牛３２％的股份，次年底，蒙牛再次获得三财团３亿元增资。这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牛根生在牵着资本的鼻子走。
２００４年，只有５岁的蒙牛在香港成功上市，成功募集１３．７４亿港元。自此，由伊利、光明、三元在资本市场上所构架的中国乳业“金三角”被打破，牛根生的资本故事演绎到了高潮。
不过，牛根生觉得蒙牛有些与众不同，因为蒙牛上市“拿的是外国人的钱”。“明天假设我们都关门，都倒闭了，谁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失大？光明在上海上市，伊利也是上海上市，他们拿的钱都是中国股民的钱……而我呢，拿的是外国股民的钱。”
牛根生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对比，是因为在市面上有一些不利于蒙牛的传言，其大意是蒙牛引进外国投资者，对民族品牌存在风险。
“他们就是听到中国发展很快，内蒙古乳品资源丰富，奶牛好，就是凭着这个故事，就拿来那么多美元，那么多港币，那么多英镑。近２０多亿拿到中国，发展中国……我在发展企业的过程中有一个思维，我想用钱，我想用有钱人的钱，有钱人在哪儿，不在中国，是在外国，外国人兜里的钱我怎么花？”
是的，外国人兜里的钱怎么花？这也许是很多人想问牛根生的。“财富不在口袋里，而是在脑袋里。”这就是牛根生的答案，听起来他似乎不太愿意过多地谈及其中的玄妙之处。
对于那些民族主义者的顾虑，牛根生认为是一种“多虑”。据牛根生透露，三家外国投资者当初投资蒙牛时就已经设定好了退出机制，“三家现在已经退出一半多了，可能到后年全部退出，今年下来退到７０％，明年就达到９０％。三家外国投资者不是和我们长期过日子，就结婚三到五年，最多不超过八年。”
尽管牛根生在引入境外投资者、企业上市上都有着成功的运作，但在资本运作的另一个战场上，牛根生却持谨慎的态度，这个战场就是企业并购。
蒙牛如今已在全国１４个省级行政区拥有２０多个生产基地，但据牛根生介绍，这２０多个生产基地都是蒙牛自己建的，而没有采用收购的方式。因为在牛根生看来，改造比创造更难，自己建厂不用过多地考虑文化整合问题。
蒙牛在短暂的６年中飞速成长，可以肯定，２００３年之后的蒙牛的确也借助了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放大作用。但也有人质疑，在这个过程中蒙牛付出了代价。
牛根生认为：“要说理，先算账。”
第一本账，外方财务股东从股市上获得了什么？中方股东又将获得什么？上市后，美国摩根、香港鼎晖、英国英联（ＡＣＴＩＳ）等三家外方财务股东从股市上可获投资回报４００％（即２０多亿元人民币），但这里拿走的，都是来自国际资本市场的价值，并非从蒙牛、内蒙古及中国拿；与此同时，蒙牛的中方股东可获投资回报４０００％（也是２０多亿元人民币），这些升值，同样将从海外股市拿到蒙牛、拿到内蒙古及中国，赚的也不是中国大陆的钱。各方股东的资本增值均基于蒙牛业务的迅速增长。
第二本账，外资股东从中国拿走了什么？拿来了什么？外资股东只从中国拿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故事、内蒙古牧业资源优势的概念以及蒙牛快速成长的案例，并将这些东西传播到世界各地，据有关专家测算，三年来他们拿来投资２０亿元（人民币），拿走息金０．３２亿元（人民币），拿走的是拿来的４．１％（综合资本成本率），其比银行短期贷款利率和长期贷款利率均低数十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外资股东除为蒙牛带来有形的资本（投资）外，也带来了蒙牛能与国际长期投资者合作的桥梁与通行证等无形资产。
有形的东西，越分越少；无形的东西，越分越多。牛根生表示，我们彼此也都借用了对方的无形资产，而这种无形的东西越分越多。几年来，蒙牛在国内乳品市场上迅速崛起，牛奶、冰淇淋、奶片等产品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第一，为几百万农牧民提供了致富途径。可以说，蒙牛的创业团队和摩根等国际投资银行一起，创造了一个中国奶农、民族乳业和国际投资者多赢的、和谐的财富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