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用叼着一根烟躺在东京财经学院破旧的茅草宿舍中，望着角落里的蜘蛛网，艰难地盘算着今后如何度日。他把所有的积蓄都买了宋江的股票，宋江一死，他连养老钱都没了，实在不想活下去了。
他脸没洗牙没刷，胡子也没刮，仿佛一根被整整晒了两天、萎缩蔫巴的老黄瓜。
“To be or not to be？”吴用问自己。
想当年，吴用是他家乡为数不多的考上东京学府的才子之一，那时候的他意气风发，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准备在经济界大展一番拳脚。
毕业之后，他和江湖人士混在一起，远离了学院派。
一开始，吴教授对宋江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从其性格来说，宋江出生于普通家庭，少年时做过文学青年，后来做过文化青年，喜欢写诗歌，热中一些宏观的事物，对积少成多的赚钱方式不屑一顾，骨子里不具备真正商人所需的细心和耐心，他总说自己是个儒商。
但吴用后来发现，宋江骨子里其实是个赌徒。
再后来，吴教授觉得宋江越走越远，好像自己都追不上了。
吴用离宋江越来越远。绿林股份被停牌之后，他来到东京财经学院，做起了教书先生。
绿林公司破产风波之后，吴教授和很多经济学家都受到了很多攻击和责难，因为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为绿林公司说过话。
有人骂他们年老昏聩，整天不知所云；有人骂他们“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一边从企业拿钱，一边还标榜自己的公正与良心；有人骂他们是“不抓老鼠的猫”，不谈实际问题，只是崇尚空谈；有人说他们脑子进水，“把两个经济学家关在一个房子里，你会得到三种理论，因为其中一个人总是会提出自相矛盾的两种”；有人骂他们是“不会生孩子的老处女”，从来不去和市场结合，从来拿不出权威的、原创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就知道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摇旗呐喊；有人说他们喜欢窝里斗，不是各占山头、拉大旗做虎皮，就是自己在那儿掐来掐去，经常掐红眼睛，活像淫荡的公兔子和母兔子；有人骂他们是万金油，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有人骂他们是皮条客，没有基本的职业操守，没有良好的个人道德自律，没有为社会不公而仗义执言的品格，没有起码的学术良心，不以公众利益取向为取向———总之，难听的话很多。
吴用听了这些话，感到很难接受。
吴用来到宋江的墓前凭吊，哭道：“我堂堂一个绿林商学院的教授，居然解释不了普通的经济现象，解释不了绿林公司的覆灭，我还有何面目存活于世呀！”
吴用大哭一场，悬于树上自缢而死。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把尸体烧掉或者埋在地下是不道德的，因为破坏了生物链，所以教授选择了自挂东南枝。
在吴用先生上吊之后，这盗版的梁山泊———蓼儿洼成为经济学家上吊的首选之地。
吴教授如果能算出自杀的投资回报率的话，他一定会欣慰的。
吴教授的尸体在寒风中逐渐僵硬，他在风中晃来晃去，像一根丝瓜。“小李广”花荣实在看不下去，成立了吴教授治丧委员会，帮他筹办葬礼。鉴于吴用教授广泛的社会影响，花荣发起向知名企业家募捐的活动。
一位商界阔佬接到捐款十两银子的通知，大奇。
“就十两银子？”他说。“十两银子就可安葬一个经济学家？太好了！这是一千两银子，拿去葬他一百个！”
花荣听了这话，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索性自挂树上，和他的宋江、李逵、吴用哥哥们一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