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太急躁，太自我膨胀了，他显然未把“放长线钓大鱼”当作掌权或篡位的作战守则。先不问废掉无能的在位皇帝，扶植看起来比较聪明的人为帝，是否明智，且说根基未稳便淌这浑水，便不是任何老谋深算的豪杰会犯的错误。政治企图心再强，再怎么想，时候未到，忍也要忍得住，如曹操；演也要演得像，如王莽。
　　董卓智不及此，霸气倒很盛，他对袁绍夸说：“天下事岂不决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
　　谁敢不从？不从的可多了。各方勤王力量集结，反董联盟成形。董卓罢黜并杀害少帝，把自己逼上险径，这是第一个外患。
　　更大的外患来自人民不支持。
　　董卓不得人心，原因不在于他罢黜原来的皇帝，不在于他宰控新任的天子，而是他对百姓残暴。
　　暴君形象，深入民心
　　看看董卓对百姓做了什么事。史书记载：
　　一、董卓掌权之初，曾派军到洛阳东南的阳城县，恰好百姓在祭祀土地神。董卓部队竟然冲上去把男人全部斩杀，妇女财物装载上车，砍下的人头挂在车上，高唱凯歌，浩浩荡荡回京都洛阳，谎称剿匪大获全胜。进城后焚烧人头，掳来的妇女分发给士兵，当做婢女或小妾。《三国志》、《后汉书》、《通鉴》都记载了这一段。从文献字面看不出是董卓所指使的或放纵部众所为，但董卓绝对脱不了干系。《三国演义》便直接把主角锁定董卓。
　　二、初平元年（公元一九○年）二月十七日，董卓强迫献帝迁都长安。原来的京城洛阳随之遭殃。董卓逮捕洛阳城里的富翁，随便按个罪名处死，财产充公。又命令步、骑兵，像赶牛羊一样，驱赶数百万洛阳民众，迁移长安。民众被马踏死的、被人踩死的、饿死的、遭抢劫致死的，不计其数。董卓留在洛阳，烧掉所有的宫殿、官府和民宅。二百里内，房屋尽毁，鸡犬无闻，荒无人烟。又派吕布挖掘皇帝的陵寝和官员墓地，搜括陪葬的珍宝。
　　三、董卓下令部属拟订一分黑名单，从官员到百姓，不孝顺父母的、不忠于长官的、不尊敬兄长的，以及贪官污吏，统统列名，抓来处死，财产充公。这样扫黑本来应该得到肯定，却因缺乏审查，公正不足，流于挟怨诬告、打击异己的工具。百姓噤若寒蝉，走在马路连交谈都不敢，只敢用眼神示意。这是多么恐怖的社会。
　　四、董卓废除民间通用的五铢钱，改铸小钱，又把铜人、铜像熔掉，用来铸钱，造成钱贱物贵，物价暴涨，人民抱怨不已。
　　外患虽多，还不是致死主因。最要命的是内忧，内忧源自吕布。连贴身保镖吕布也难逃董卓的羞辱。董卓被杀，自找的。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董卓自取灭亡，与其说是权势熏心，上台后荒腔走板，慌乱无措，不如说是能力所限，见识不足。董卓当小将帅绰绰有余，想当霸主，尤其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想要腾空升天，便显得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