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往前看，四十年以前，在生铁的制造业中，化学的作用竟然不为人知，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本应该时时最为重要的一环。那时候，高炉经理一般是一个粗鲁的家伙，通常是外国人，他的本事还包括能将他手下那些桀骜不驯之辈打倒在地，以示教训。他还被认为本能地可以诊断高炉情况，具有预言的超能力，就像在这个国家中的其他一些人，据说他们仅凭借一根榛树枝就可知道哪里是油井和水源。对手中的病人，他们只是胡乱地开些药方，他们是真正的庸医。　　菲普斯先生特别关照我们的露西高炉，他每天都要去探视一番，这使得我们免去了不少麻烦。并不是说我们的高炉运行的不如西方其他的高炉良好，不能产生较好的效益。而是因为，以其他的高炉比起来，他更加庞大，一点小小的异常都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周日早晨当他的父亲和妹妹走向教堂做礼拜，我的合伙人还是雷打不动地去看看露西高炉。不过，即使他去了教堂，他最虔诚的祈祷也只会与露西高炉有关，他时刻都在想着高炉的种种情况。　　下一步我们要找一个化学家来做科里先生的助手和顾问。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德国人，弗里克博士。他向我们揭开了许多秘密。那些有着高等声誉的矿山开采出来的铁矿石，其铁含量要比原先估计的低10%-15%，有时甚至是20%，而那些原来劣质铁矿却出产着优质的矿石。先前好的现在却变差了，差的反而成了好的。一切都被颠倒了过来，先得乱七八糟的。可是在化学知识之光的照耀下，关于生铁冶炼的90%的疑团都被驱散了。　　那一时期，竞争十分激烈，要求公司生产出最好的产品。然而我们的高炉却在此时停产了，因为我们使用一种含量很高很纯的铁矿石代替一种次等的铁矿石，这种铁矿石的出铁量比其他的矿石要高出2/3。但是，这种高纯矿石需要太多的石灰来溶解，如此一来，我们的高炉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优质的原料反而使得我们陷入了严重的亏损。　　我们真是大傻瓜！但我么依然可以引以自慰：与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他们是更大的傻瓜。几年后，我们开始用化学来指导我们的生产，而其他高炉的经营者则说他们无法承受雇佣一个化学家。不知道他们那时是否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但他们本应该知道，没有化学家的指引，他们才真正无法承受。回首过去，我们的这一行为被指责为过于奢侈，无怪乎我们是第一家雇佣化学家的企业。　　露西高炉成为了我们盈利最丰的部门，因为在科学管理上，我们几乎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认识到这一点，不久（1872年），我们就决定再建一座这样的高炉。这一次的成本节省了许多。那些没人要的矿石在我们这儿找到了销路，而那些高价的所谓优质矿石则再也进步了我们的厂门了。对此，我么可以举一个比较新奇的有意思的例子。密苏里州有一家著名的铁矿——“飞行员旋钮”矿，它的产品不受欢迎，据说只有一少部分可以用，不会阻塞高炉。化学家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矿石含磷太少，但是富含硅，如果正确地加以提炼的话，它的铁含量也相当高，极少有其他矿石可与之匹敌。于是，我们大量购入这种矿石，而矿山老板还对我们千恩万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好多年我们将自己富含磷矿的煤渣高价卖掉，然后从对手那里买入铁含量高但较少含磷的炉渣。有时候，高炉要尝试着冶炼烟道炉渣，它们的纯度已经很低，高炉很难再使之提高纯度。因此，有很多年，我们的竞争对手都认为它们缺乏价值而扔在河堤上。有时候，我们还能用贫矿换到好矿，并从中获利。　　但是，还有一种同样毫无根据的偏见，更不可思议，那就是人们认为氧化皮无法利用，而事实上，这是一种铁的纯氧化物。这使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同是丹佛姆林的老乡，克利夫兰的奇泽姆先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玩笑打闹，有一天，我去参观他在克利夫兰的工厂，我看到有人正将这极有价值的氧化皮装车运走，我问奇泽姆先生，他们要将这运到哪里去？他回答说：　　“把他们扔到河边，当要把它们放进熔炉的时候，我们的经理总是抱怨他的坏运气。”　　我什么也没说，但回到匹兹堡后，我决定跟他开个玩笑。当时我们公司有个年轻人叫杜?普维，他的父亲正在匹兹堡试验自己发明的一种炼铁程序，并因此而闻名。我派杜?普维去克利夫兰与我的朋友洽谈购买所有的氧化皮。他以每吨50美分的价格顺利完成了任务，并且直接装船运走。这样的收购持续了一段时期，我一直希望我们的这个玩笑能被发现，但在我还没能告诉她之前，奇姆泽先生便去世了。他的继任者上来之后，我们照例进行。　　我从未停止过对贝西默炼钢法进行密切关注，如果这被证明成功，那么铁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将让位于钢。铁的时代将会消逝，我们将迎来钢的时代。我的朋友，约翰?A.怀特，是列维斯顿自由铁厂的总经理。为了调查这一新工艺，他特意去了趟英国。它是我们之中最好的也是最有经验的制造业主之一。他极力促使他的工厂建立贝西默是炼钢厂。他的决定是对的，只不过略微性急了一点。所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他的雨季，不仅如此，由于贝西默炼钢法在英国尚处于试验阶段，要想把它移植到美国，并一举成功，有点不太现实。这个试验阶段会历时很长而且代价高昂，对此，我的朋友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