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成功，我们也曾失败过，但是，商场的逃生门往往很窄小。一天，在匹兹堡，我和菲浦斯先生路过国家信托公司在佩恩街的办公室。我注意到在窗户上用大金字写着：是股东，就有责任。就在那天早晨，我在审阅公司报表时，看见在资产表上有几股“国家信托公司”的股份。我对亨利说：　　“如果这是一家我们参股的公司，请在下午你返回公司之前将它卖掉好吗？”他说不用着急，卖掉它应该等待好的时机。　　“不，亨利，帮帮忙，马上就去。”　　他照做了，转让了股份。我们确实很幸运，因为此后不久，这家银行因为巨额赤字而破产。我的侄子，莫里斯先生，就是这荒废的股东之一。很多其他人也遭遇到了相同的命运。一时引起了恐慌，假设我们没有及时卖出那些股份，那么对这国家信托公司的债务，我们每个人都得负有责任。我们的信誉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真是九死一生，区区20股股份（价值2000美元），就差点让我们的名字也列在了受害的股东名单上。这一教训切不可丢。商场中有一条铁律：如果你有结余，你可以自由地把钱给别人，但是决不能让你的名字随随便便地出现在需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几千美元的微薄投资，仅仅只是微薄的数量，但是这微小之中却有致命的无穷的能量。　　在不久的将来，钢会取代铁的位置，这对我们已经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甚至在我们的吉斯通公司，钢取代铁的位置，开始使用得越来越广泛。铁王国的君主将很快被新的钢国王所废黜，我们也越来越依靠钢材了。在1886年，我们准备在埃德加?汤姆逊钢厂附近再新建一个钢厂，生产各种型号的钢材。就在这时，我们得到消息，有五六家匹兹堡的工业制造商在赫姆斯泰德修建了几座钢厂。现在他们想出卖给我们。　　收购这些钢厂对我们来说极为有利，我感觉到，要和他们的所有者成功交涉，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先与卡内基兄弟公司合并。我提出了一个公平的条件，他们投资多少钱，我们就给他们多少钱。在此基础上，协议很快就达成了。然而，我让他们选择是要现金还是股份。很幸运的是，除了乔治?辛格外，其他人都选择了现金。辛格先生后来告诉我，对于我们提出来的建议，他的合伙人有多么满意，甚至极为激动。本来他们很担心我会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但是当我提出一美元价值一美元时，他们再也没什么说的了。　　这一交易使得我们所有的工厂进行了重组。为了经营荷姆斯泰德的钢厂，新的卡内基，菲普斯公司得以在1886年组建。威尔森和沃克公司并入了卡内基，菲普斯公司，沃克先生当选为董事长。我弟弟是卡内基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又建成了哈特曼钢厂，专门生产荷姆斯泰德钢厂不生产的某些型号的钢材。这样，我们形成了各种钢材的生产能力，从一个小小的线钉到20英寸直径的桥梁。这样我们不太可能涉足其它领域了。　　在这里，我将很有兴致地提起我们公司在1888到1897这时年之中的发展情况。在1888年我们投资了20，000，000美元，在1897年我们的投资超过了这个数目的两倍——40，000，000美元。我们的钢铁产量在1888年是每天2000吨，后来产量增长到超过每天6000吨。我们的焦炭厂那时拥有5000个炼焦炉，它们后来在数量上增长到三倍之巨，焦炭的生产能力也从每天6000吨增加到18000吨。我们的弗里克焦炭公司在1897年拥有42000英亩煤田。也许可以这么说，在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一个钢铁制造企业，如果停止了壮大实力的脚步，那就意味着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如果要练出一吨钢的，我们就必须开采出一吨半的铁矿石，而矿石必须先用铁路运送100英里，在装船从水路走上数百英里，再经过150英里的铁路运到匹兹堡。另外，还需要开采一吨半的煤，加工成焦炭，然后通过铁路从五十多英里之外的地方运来。还要开采一吨石灰石，从一百五十英里之外运来匹兹堡。我们怎么能够以每3磅2美分的价格出售我们的钢材，还不会亏损？这一点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它似乎是奇迹，但事实的确如此。　　美国很快由钢材最昂贵的国家转而成为钢材最为廉价的国家。就连贝尔法斯特的造船所也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客户，但这还只是个开始。在现今的情况下，美国生产的钢材可以与其他地方的一样便宜，尽管他的劳动力成本要高很多。制造行业的劳动力是最贵的，倘若他们能够自由，自足，像租赁服务一样收获回报，那么在这里，美国做到了。　　在世界市场上，美国拥有的最大优势将会是，它拥有最大最好的国内市场。只有依靠国内市场，才能获得资金收益，剩余产品的出口也就会变得更为有利，即使是出口价格比成本还低也无所谓。拥有最好的国内市场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产品已经定型的国家（我们就是如此），在销售上可以很快超过外国的生产商。我在英国曾有一个词对这个情况作了概括：“盈余法则”。在商业讨论中，它很快就被广泛使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