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的战略之一就是使行业协会起到积极作用，把负责会议举行的经理们召集在一起，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称作协会中的协会。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极参与这些组织，会让她，阿纳托乐酒店和洛斯酒店对重要会议的策划人了如指掌。夏洛特义务为许多组织的委员会服务，如美国协会高级主管学会（ASAE）、国际会议策划协会（MPI）、专业会议管理协会（A）以及美国酒店业协会（AH&LA）。
战略执行的结果比夏洛特预料的还要好。“因为在那时从事商业的女性相对较少，”夏洛特解释道，“作为女性观点的代言人，我发现自己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因此我被当选为大会和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即使是男性，也没有我现在发展这么快。一旦有机会，我会证明我是有用的。我做过国际坐议策划协会的分会会长，后来成为它们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我在专业会议管理协会和美国协会高级主管学会的经历也大致相同。所有这些使洛斯阿纳托乐分店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很快阿纳托乐分店成为美国最成功、盈利最多的会议酒店之一。
没有我的父亲——鲍伯·蒂施的支持和鼓励，夏洛特无法继续她的战略。“他的支持和鼓励至关重要，”她说，“因为一旦受任，你就要耗费办公时间和个人时间。仅在洛斯就够大多数人整天忙碌不停的！如果没有来自上层的支持，将很难在外面承担任务。”
我的一些同事也为我的投入精神而感到惊讶。一些负责创收的经理主管只顾及他们的虚名，并没有积极参与。但是，这不是我的作风。当我接手一个项目，我喜欢和伙伴一起行动。
不久之后，我发现许多旅游业的组织都来找我帮忙。作为美国酒店业协会的成员，我兢兢业业地工作，最终成为该协会的主席。人们再次对我的投入和认真感到吃惊。我天生的好奇心总是让我深思远虑，未雨绸缪，使我在业务上受益匪浅。我总是问一些“幼稚”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活动为什么很重要？有更好的办法吗？有些事情的结果告诉我传统的方法是最好的；另一方面，我发现某一个改变能让我们的努力更加有效。另一方面，我也在学习和成长。
作为行业的领导者，我所应对的一个主要挑战是酒店房间负税过重。当地政府总是拼命抓钱，所以就推出了酒店占用税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多数纳税的旅客是外地人，他们永远没有机会通过投票来反对那些强加负税给他们的政客，以此表达他们的不满。我不反对政府通过社会计划和服务来获得资金，但是当酒店负税过重时，必将阻碍和损害旅游及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旅馆经营者，饭店老板、旅游组织者、航空公司和所有其他和旅游相关的业务都会受到影响。
90年代早期显然是与这种趋势背道而驰的。在纽约，酒店税高达21.25%，远远高出其他城市和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城市（包括纽约），酒店税并不是用来支持旅游业的发展，而是直接作为普通资金，用于学校、公共服务行业、街道修理以及其他一些事项，这样使得市政领导者们越发依赖这种资金来源的渠道了。
作为有一定知名度的行业代言人，我和那些来自旅游业各界的企业及劳工领导们一起，游说纽约州和当地官员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服那些官员减少酒店税收，或者至少投入一定比例的税收用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或者两者兼顾。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纽约的企业领导、协会官员和开明政治家们联合起来，成功地将酒店税减少了6个百分点还多。其他许多城市的税率也降低了，一些城市开始把一定比例的酒店税用于旅游市场开发。例如，在达拉斯，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会议中心，促进城市发展，为会议策划人提供资源。这样的话，酒店税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从阻碍经济发展变成刺激经济发展。
如今，洛斯酒店已经把我父亲鼓励组织此类活动明确地作为公司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力荐我们的主管们参与到当地或者国家的组织中去，不仅支持本行业的机构，同时也支持市民、慈善和社会团体。维持正确的平衡需要技巧，有些行业的职务会占用你20％到30％的时间。因此，如果某家酒店中有两到三个委员会执委在本地机构中公务缠身，我们就鼓励其他人员负责酒店日常事务，这样才能保证酒店良好健康的运作。
蒂施的提示
你们的企业文化和制度是否鼓励个体员工参与行业、市民或者慈善机构的活动？你们的机构领导是否通过自身在本领域的热情投入而给员工树立了榜样？如果没有，考虑做些改变。寻找合适的机构为其提供支持，积极参与合作有助于提高你所在企业的声誉，同时也可以提升个人的职业品质。
另一个和我密切相关的合作伙伴是纽约市官方旅游机构（mpany），一个拥有大约1500万美元预算的非盈利机构，这些资金部分来自市政府，部分来自私人合作者。纽约州的官方旅游机构和旅游局是市民合作的第一个例子。各公司紧密协作，为提高社区经济活力共同努力。作为该协会的现任主席，吸引全世界的游客来感受这种活力和多元文化，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快乐。
该组织的部分职责是将一些重大的活动吸引到纽约主办。1987年，当我还是一个旅游业的新手时，一次，艾德·柯齐打电话给我，请我牵头，争取把格莱美奖（音乐界每年一次的盛会）带回纽约来。“乐于效劳，”我回答道，“从哪儿着手？我们要为基金做些什么？”
艾德笑呵呵地说：“这是你的事。”
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与全国录音艺术和科学协会（格莱美的组织者）的人一起，向人们展示了我们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强大实力，以此说明为何把格莱美颁奖活动放在纽约举行。在两年内，我们成功地把1988年度的格莱美带回了纽约，给该市带来了2000万美元的收益。
那以后，洛杉矶和纽约每年都为了格莱美进行激烈的争夺。为了获取格莱美给我们地区带来的利益，我们持续为其战斗。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全国性活动，如NBA全明星赛，我们都希望协助其每年在纽约举行。正如我所写的，我们努力工作，制定计划，竭力促成2004年的共和党全国大会在纽约召开。同时我们还瞄准了2009年的“超级碗大赛”和2012年的奥运会，希望它们也在纽约举行。
让纽约市官方旅游机构变得如此有影响力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该组织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尼古拉斯，他是前鲁道夫·朱利亚尼市政班子的联络官。克里斯蒂和我的政治倾向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信念，是纽约的未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效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