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某日
一上班，头他们都出去办事了，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十点左右，我正在整理档案，姜总来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我进门一看，姜总像是刚跟谁吵过架似的，脸色非常难看。
“小于”，姜总说，“我现在口述一封给河南大新公司钱经理的回信，你打印好后，马上给我发出去！”
姜总回信的大意是这样的：钱经理，你我两家公司打交道打了这么多年了，你们怎么能这么背信弃义，做出这种事来呢？我们公司决定断绝我们两家公司的一切关系，并且，我还要将你这封信公之于众，让你没办法在这个行业再混下去！
我回到座位上，按姜总的意思很快将信写好并打印出来。
要不要按姜总的意思将信马上发出去？我心里犹豫着。
很显然，姜总今天是有些情绪化，这么处理问题肯定有不妥的地方。这个钱经理上个月初还来过北京一次，姜总请他吃饭，还是我安排的。他长得很精神，性格似乎也挺豪爽的。听销售部的小郭说，大新公司是我们公司产品在河南、山东等几个省的总代理。每年的合同金额都接近一个亿，是我们公司屈指可数的大客户。如果信就这么寄走，那可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了！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要再找一个像大新公司这样的代理商，容易吗？
可是，作为秘书，我能阳奉阴违，抗“旨”不遵吗？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同样，无条件执行上司的指令，也是每一个职业秘书必须严格遵守的职业操守。军人不执行命令可以就地“正法”，我不按姜总的指示办，那会是种什么后果呢？
到底该怎么办？是将信寄走，还是冒着挨训斥的危险去劝劝姜总，要他不要意气用事？前几天吃午饭时，姜总自己不是也说过“做生意求财不求气”的话吗？
正在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孟姐和托尼回来了。我立即将事情的经过对他俩说了一遍。托尼马上跟我要过信，转身就要去找姜总。
“这事我得去跟姜总说说，怎么能这么办事呢？上次钱经理来北京，我就听他抱怨过几次，说我们经常发货不及时。这事我们也有责任嘛，怎能全怪他呢？为公司着想，我不怕得罪姜总！”
孟姐拦住了托尼：
“托尼，你别性急，把信还给小于，让她在下班前再去问一下姜总。如果姜总说还是要寄走，那就寄走”。
托尼愣了一下，似乎又马上明白了什么，不好意思地拍了一下脑门，说：
“孟姐，还是你想得周到，我这急性子毛病恐怕一辈子也改不了啦！”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忍不住问孟姐：
“姜总让我打好信后马上就寄走，你为什么要我下班前还去问一下姜总？”
孟姐也似乎知道我迟早要问她这个问题，所以没直接回答我，而是反问我：
“小于，你认为百分之百地执行上司的指示，就算是一个好秘书吗？”
我说不是。对于一个秘书来说，没有“忠诚”，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秘书，但仅有“忠诚”，也不是一个好秘书；一个优秀的秘书不仅要有贯彻执行上司指示的能力，也应该清楚哪些指示应无条件地执行，哪些指示不能执行。
“那么，为了保护公司的利益，不怕挨训斥，甚至当面去顶撞上司，就对吗？”孟姐又问。
这当然不行。
“如果当面顶撞上司，对于一个职业秘书来说，是一个绝对不能饶恕的错误。因为秘书作为上司的助手，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干预上司的决策。你既不能对上司的指示百分之百地去执行，又不能当面去顶撞上司，干预他们的决策，所以，我让你下班之前再去问一下姜总，就是为了留一个缓冲的余地。”
孟姐喝了一口西红柿蛋汤，接着说：“你想想，姜总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当他火气消下去之后，他肯定会反思让你给钱经理写信的事。通过反思，也许他会觉得自己做对了，也许他会觉得自己过于情绪化。所以，你在下班前去问问他，要不要把信寄走，这就给他创造了一个重新决策的机会。我们做秘书的，不就是为了给上司创造一个最好的决策环境吗？”
我钦佩地朝孟姐点点头。姜毕竟还是老的辣。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做秘书的应该经常了解上司的真实的想法和感情。”孟姐似乎没注意我在想什么，继续说：
“姜总作为公司的最高领导人，他肯定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他肯定在经常权衡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就比方说河南这个钱经理吧。我们两家公司打了那么多年交道，可能早就积累了许多恩恩怨怨，只不过是你我作为秘书不知道罢了。托尼说钱经理抱怨我们经常交货不及时，也可能姜总抱怨过钱经理经常不执行我们公司统一的价格政策，打乱了我们的市场总体部署。总而言之，我们公司与大新公司之间矛盾，肯定不是今天上午才发生的，姜总想这个问题肯定也不止一两天了，所以钱经理的来信，也可能仅仅是点燃了一根导火索而已。我们做秘书的，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当我们发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新的设想时，应当及时向上司提出来，但是，在我们提出自己的设想或忠告时，应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在不明白上司的真正想法之前，我们这些做秘书的，也仅仅是上司的助手，不要去想当然，更不能去顶撞上司，干预上司的决策。小于，你要记住，我们做秘书的，既不是公司政策的制定者，更不是公司最后决策人。”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到姜总办公室，问姜总要不要把给钱经理的信寄走。姜总当时正在打电话，只是挥手示意让我把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当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姜总用手捂住话筒，笑着对我说：“小于，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