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阴暗、糜废、炽狂、偏执、衰颓、轻蔑、退缩、疼痛这些词都可以用在我的身上，我和我的躯体在这个世界四处游走，形影不离，每一个地方都是我的目的地，每一个地方又都不是我的目的地，也许压根儿我就没有什么目的，我沉溺于躯体的深处，糜烂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我是我自己的魔鬼。可是，我依然活着，而且试图在黎明来到之前活得好些，再好些。
每天，当我来到北宝兴路199弄，当我沿着漆黑油腻的楼道走上楼，我对我自己说，这就是命运。我每天都要数次重复这样的自我认识，这是一种说服自己的工作，我必须一丝不苟，才能将它做得尽量的好。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不再能说服你自己回家，你说：葛红兵，回家吧。可是那个叫葛红兵的人不再答应你，他自顾自地跑开了，他自己审判自己，自己流放自己，这会是因为什么理由呢？
因为愤恨。我的心中充满了愤与恨，在我和这副肉体的不和谐的相处中，在我拖着这具肉体在世界上奔波的时候。是的，一切都是为了将这副肉体运送到一个理想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和这个世界处于敌对之中，我和我身处的这个世界闹翻了。那天，一个曾经做过我的老师，后来又成了我的领导的人对我说：“葛红兵，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呆了一辈子，难道你就不能呆？你就是天才？就要飞？”
我说：“是的，我要飞，我要在空中飞翔。”
一想到有一天我会像他们一样老在这里，我就恐惧得发疯。四年前我做他们的学生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四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这里他们依然如此，除了脸上的皱纹，一切依旧。如果他们是一本作业，我会在他们这些作业的边上批上眉批：永远如此。
是谁将他们安排在了这里？像钉子一样将他们定到了木头里，像栽树一样将他们栽到了石头缝里，他们仿佛到达这里的那一刻就死了，以后的日子只是死得是否彻底的问题，没有动静，只有死水一潭。我对他们的这种死法感到愤恨——他们不仅自己死亡而且还胁迫别人和他们一起死亡。当葛红兵来到这里，他们就结成了同盟，葛红兵这个尚未死得彻底的人，他们要亲眼看到他死才放心。
可是我的躯体爱上了这种死亡方式，它背叛我，它用萎缩性胃炎，神经衰弱来折磨我，它竟然可耻地在那些人的眼前慵懒地瘫倒了。它瘫倒在了户口、档案、报到证的限制中。它试图和这些东西妥协，它试图说服自己接受现实：一个人生在什么地方，就必须长在什么地方，进而老死在什么地方。那年，我读完大学，当我最终承认了一个现实，无论我多么努力，我都必须沿着来时的路回家时，我曾经想是不是我在前生已经挥霍了我所有的自由，而在此生，一生下来，就用尽了所有的未来，对于我来说，所有通向远方的路都是死胡同，所有的离家出走都是回家。毕业离校的那天我站在大街上对自己说：葛红兵，回家吧。可是我依然流下了眼泪。什么东西在腐蚀着我？什么东西在使我绝望？
因为没有希望。一个人，他的生活就像往模子里注入水，没有什么希望，前面的一切都已经注定，这是多么可怕？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生活都是如此。想一想，那段时间我是怎么过来的呢？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必须回到那个将我送出来的地方去。一种命运——它将你铁定在一样东西上面，你不管怎样努力都不能挣脱它，你惟一的财产就是沮丧、悲观、恐惧，你害怕那个时间的来临，它是一个末日，一种审判。
命运，它可以折磨一个人，它有权利。它可以让一个人突然面对车祸，面对癌症，面对凌辱……但是不应当将它作为一种审判缓期执行，我可以承受突如其来的厄运，但是我不愿意承受一个四年前或者三年前的宣判。我需要将四年后或者三年后作为一种可能纳入我的幻想，它应当是我生活中的圣地——因为它就是我的可能性。只要我努力，我就将在四年后或者三年后领受我自己努力的成果，如果我很糟糕，我也愿意领受命运的惩罚，甚至即使是我很努力，我依然必须面对命运的不公正时，我也会承受它，可是它不应当是一种注定。拿走了我的可能性就等于拿走了我的生命。我曾经要求自己妥协，可是我做不到，我知道我自己在愤恨、在悲观，这都是因为那个“可能性”被抽走了的缘故。
现在我依然在这种情境中生活。我的命运掌握在不为我所知的人手里，档案、户口都是我的敌人。从上述角度说，我对儒家道德的痛恨是有生理基础的，这种由人类祖先崇拜和祭祀礼仪发展而来的原始的野蛮的宗教，它的惟一的依据就是人的出生，它已经成了中国人野蛮和退化的依据。
“回家吧，回到儒家道德的传统中去。”——我一遍遍地说服自己。这座城市不需要你，价值是需要的产物，没有需要就没有价值。这座城市不需要你，你在此毫无价值，只是一堆垃圾，粪便而已，“回家吧，回到你的出生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