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妻子在卧室里面给儿子唱儿歌，那种轻轻的声音和台灯的光线融汇在一起，散发着栀子花的味道，这是一种带着芳香的声音，“一撸嘛，两撸嘛，三撸嘛，竹节开……”它使儿子安稳地进入梦乡。
可是这儿歌会飘出儿子的梦境，来到他爸爸的生活里，它是怎样地影响了他的父亲啊？此刻我站在书房的门口，被这种温婉的声音揪住了，这种声音，它揪住我是想去哪里呢？
它能让我回到对于我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的那个时候，甚至在我的记忆中都已经模糊到不存在的那个时候吗？仿佛是这样的，我又回到了那里，仿佛我正躺在一双柔软的手中，仿佛我又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心跳，这个人的心跳我多么熟悉。
现在我的母亲，是在很远很远的刮着冷风的北方，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她的手上一定已经生了冻疮，现在她的儿子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已经成了一个父亲，这些已经无法挽回了。无论他付出什么代价，他都无法回到儿歌的芳香中去，那是北方的儿歌，有温暖的火炉，有坚硬的风在门外栖息的北方的儿歌，一种和炉火的噼啪声结合在一起，和冷风栖息时的轻轻的呢喃声结合在一起的儿歌，和湛蓝湛蓝的天上的星星以及白雪的大地结合在一起的声音——什么声音能让人如此感动？
现在我的儿子，他已经在妻子的怀里睡着了，这样的童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多久？梦中飘着母亲的儿歌声的睡眠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多久？
什么时候开始失眠？什么时候开始叹息？什么时候那儿歌的声音就从我们的耳边，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这个时刻它又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它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却又让人感到那么的熟悉。
（2）小时候个子小，我总是处于向上看的位置。坐在教室里看老师在黑板上板书自然是向上看，看个子高一点的同学玩“摆子”也是向上看，就是上厕所为了能吸一点所外空气也要尽力仰脸向那高高在上的窗户看……所以在其他人的眼里也许我就是该仰视别人的吧。有一次我们全班的同学乘车出游，——现在那次出游是去哪儿我已经不记得了，记得的只是坐车排位置，我的老师让全班的同学都坐在椅子上，而轮到我时，就只剩一只木板凳摆在车门口的过道里。春游一路我们拉歌一路，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斜躺在坐椅上，他们的眼光越过我的头顶指向遥远的前方。而我呢？在我的木板凳上，因为没有靠背只好一路佝偻着腰，又因为我的老师总是在拉歌的时候挥舞他的大手，而我又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旦我的眼睛离开那双大手，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拍到我的脑袋上来，整整一路我就这样仰视着它们，努力防犯它们对我的侵害。
那种“向上看”的经历对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直到上了大学依然习惯于“向上看”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的时候我的个子出其不意地高了起来，以至上体育课的时候，如果全班排四队，我可以排在正数第三了，在我的下手有甲乙丙丁六七号人。可是我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依然是一副仰视的模样，我的视线总是从他们头顶的天空中穿过，不能正点地落在他们的额头上，这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认为我目中无人。面对这种异口同声的指责，我不能无动于衷，我开始练习向下看。
那时因为年轻，总是对这不满，对那不屑。我的父亲适时地指导了我，他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可以了。从此，我父亲的指教成了我“向下看”和“向上看”的法宝。在许多时候我开始着意使用“向下看”。比如爬山，如果抬头向上看，看到头顶上我的同事们遥遥领先，我便立即转换视角“向下看”，如果在下面正好看到我的一个同事，匆匆而来，我便巩固了闲庭信步的信心，我对我自己说：向下看几眼，向下看几眼吧。
当然真正让我学会向下看的是我的儿子。他小小的身子站在你的面前，你不得不向下看，现在我不仅学会了低头向下看，还学会了弯腰向下看。比如削一只苹果给儿子，从一筐苹果中我挑出那个最大、最红、最香的，我一边仔细地削着它，一边忍受着滋滋流淌的口水，然后我依依不舍然而却是无比虔敬地将它递给儿子。现在我的儿子在我的低头“向下看”的注视中吃着他的苹果，突然他一甩手将吃了一半的苹果扔到了地上，这时我会像一只饥饿的猴子一样弯腰“向下看”，我四处逡巡终于在电视机的旮旯里找到了那半只苹果，我越身过去，一把拾起来——在我儿子好奇地“向上看”中我将把它吃个精光。
现在我天天在“向下看”中生活，夕阳的余晖洒在儿子的头发上，他在傍晚的光线中奔跑着，他不知道他的身后跟着一双“向下看”的目光，这双目光曾经那样习惯于“向上看”，而现在为了他小小的身影这目光已经很少“向上看”了。
有一天我的儿子突然会长大，大到我必须“向上看”才能看到他。那时对他佝偻着腰的父亲，他将不得已而采用“向下看”的方法，那时在他“向下看”的目光中他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
（3）怀孕的时候妻子最大的担心是儿子是否聪明，是否有“天赋”，直到儿子落地，甚至直到现在，我想妻子的这个忧虑依然存在着。而我呢？我最希望于儿子的品格是什么呢？我寄希望于我的儿子的不是聪明，甚至也不是健康，是感受欢乐的能力，一种心灵的力量。为此，我愿意我的儿子稍微地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