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把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科斯。有趣的是，科斯和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不同，他是在第二天才知道消息的。宣布诺贝尔奖的当天，科斯和太太正在非洲的突尼斯旅行，听到获奖的有关消息是第二天路透社一位记者找到他时才知道的。当时突尼斯的人民知道科斯是诺贝尔奖得主后，科斯立刻成了突尼斯的英雄。总统请他参加晚宴，车子前往时沿途的群众向他夫妇挥手。酒店不仅把他俩搬进最高级的房间去，而且在大门外悬挂红色的大横幅，说科斯住在这里。离开突尼斯时，航空公司把他俩升为头等旅客，起航之后，机上的全体旅客都有香槟酒招待，驾驶员则宣布是因为科斯在此飞机上而庆祝一番的。
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些学者中，萨缪尔森是最有价值的，他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在本世纪中仅次于费雪。但是萨氏为人锋芒毕露，不易多交朋友，所以他得奖没有人不同意，但是为之欢呼喝彩的并不多见。弗里德曼应该是第二位值得获奖的人——他的实证研究前无古人。然而，弗里德曼维护个人利益与市场经济的一贯言论得罪了许多人。
科斯对现代经济学的整体贡献不及萨氏和弗氏，但科斯两篇石破天惊的文章，足以雄视百代，其思想将会影响将来的整个经济理论及方法。科斯获奖是实至名归，无话可说，但能一枝独秀地得到众多人的掌声，与他的人品不无关系。
据笔者所知，科斯获奖受到新闻媒介重视的程度，为过去历届——自１９７６年弗里德曼以来所罕见，报章不但在重要的版面位置报道科斯的学术成就，而且发表社论。例如英国的《金融时报》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都为此发表社论，这可是绝无仅有之事。报章所以如此重视其事,原因有二，第一是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及产权理论，开拓了经济学新领域，强化了市场力量和法律作用，贡献极大；第二是科斯用普通英文写作，既没有复杂的图表，也没有高深莫测连数学系的学生也抓破头皮的数学方程，大家都看得懂，写起来自然较为起劲。第三，与科斯的为人平和，人品高贵有关。
科斯其人：人格与品德
科斯从小一直生长在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又受过较好的教育，由此外表上具有英国绅士的最佳传统。科斯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节奏上都比一般人缓慢，但看起来、听起来却有难以形容的舒适感。科斯有英国人的幽默，说话从来不开罪人，但在他温文尔雅的谈吐中，旁听的人大都有这样的感觉：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深邃。
科斯的文字好得出奇，明朗之极。约翰逊（HJohnson）以文笔好而著名，他认为科斯是百年仅见的文字高手。读到科斯的文章，真像喝上一杯甘洌的泉沙子沁人肺腑。
科斯一生专心致志地集中精力研究问题，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科斯擅长于总结，但在没有实证的、做透彻的推论之前却不妄下结论。科斯对理论本身不感兴趣——他眼中的世界是真实的。科斯不以为任何标准论据是神圣的。
科斯的思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任何问题，科斯似乎是先有答案才试做分析。这与弗里德曼刚好相反。当人们向科斯提出问题或某种观点，他预感地回应：“你似乎是对的!”或“你似乎是错了!”问科斯一个问题，他脑子里好像在空中随意抓一下，拿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答案，然后再加以分析。这种纯粹预感在先的方法，其预感可能会错，但创意的确非凡！当然一个可取的创见，通常是必须通过慎重的分析和必要的逻辑支持的。不过，这也使科斯创见丰富。科斯认为他之所以有那样的本领，是因为他先以预感做出结论，然后才进行分析。与此相反的是，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的另一位老师，即后来变得大名鼎鼎的宾纳（KBrunner），他才智过人，为逻辑学的高手。宾纳有一个原则：未经慎重的逻辑推理,不应该有任何结论。从推理的严谨方面看，科斯不及宾纳，但若以创见言高下，则后者远逊于前者了。除了创见超人外，科斯的脑子还有两方面过人之处。其一，他在推理时一般化的能力很强。任何人提出任何稍有趣味的论点，他就往往可以立刻举出同类的论点或例子来论证。更有趣的是，假定与科斯讨论问题的人举出多个不同的例子来，他就返璞归真，将不同的例子归纳到同一例子上去。科斯曾经对张五常说过：“我这个人不可救药，因为任何人提出任何例子，我都想到马铃薯那里去了！”很明显，推理一般化既要求其异，也要求其同，而科斯的确有这种天赋的本领。其二，对哪一个思想重要或不重要，科斯知其然，而不管其所以然。德姆塞茨和卡塞尔认为，没有谁对一个思想的重要性能比科斯有更敏锐的感觉。张五常曾经问科斯：“大家都同意你对思想的重要性很敏锐，但究竟你自己怎么样判断一种思想的重要呢？”科斯回答说：“我从来不做这样的判断，只是觉得一个观点很有趣味、很有意思。”这是个可信的回答。是的，科斯的趣味感很强烈。自己感兴趣的，他就立刻投入地参与讨论,可以早晚不断地花几个月的时间；自己不感兴趣的，他连听也不愿意去听。思想的兴趣所在，刚好与思想的重要性吻合，这样的人是学术上的天之骄子。这好比一个天才的导演选择未入门的演员，不需以什么准则来衡量，只凭敏锐的感觉选择。而被科斯认为是好演员的将来的观众也有同感。
跟科斯结交，畅谈经济，人们很快就意识到科斯的兴趣所在，因此在与科斯倾谈时人们往往会谈些他感兴趣的事，这样大家就谈得很投机。对科斯来说，经济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黑板”经济学——那些在黑板上推理及求证的；另一类是“真实世界”经济学——那些以现实世界观察为大前提的。科斯对前者毫无兴趣，而在他感兴趣的真实世界经济中，他对那些所谓的宏观经济现象漠不关心。
一方面，他对传统经济学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很欣赏，但另一方面，有不少众所接受的传统概念，他认为毫无用处，避之惟恐不及。例如，科斯认为“效用”这个有悠久发展历史的概念是空空如也的那一种，对经济学只有负面作用。又如经济学上的均衡概念，他认为是徒有虚名，半点用途也没有。
能够将这些在传统上根深蒂固的热门概念视为粪土，可见其独立思考的能力之高。的确是绝无仅有。奇妙的是，这些科斯看来是一文不值的概念，都与马歇尔的理论有内在关系，但是科斯对马歇尔推崇备至，视若天人。不同意，反对其概念，却对其学问尊敬万分。这正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表现。
科斯崇拜马歇尔为经济学鞠躬尽瘁的精神，他自己也是一样。在科斯的一生中其敬业精神是绝无仅有的。例如，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０日下午诺贝尔奖颁发后，人们都向科斯道贺，张五常也前去祝贺，科斯见到张五常激动地说：“我们今后要多做一点工作，是吗？”张五常当时没有回应，但心里在想：“科斯这人真是研究做得痴了，以至不识时务。颁奖道贺，怎么样连致谢的话也不说呢，只管什么研究工作？”但又想，若不是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呢？就此可见他对事业专心致志到了何等的程度啊！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为人们所接受的话，那么将来的任务是什么呢？诺贝尔委员会说我已经提供了制度结构理论的框架的基石。我现在必须去发现它们应该怎样合适地结合，以至于我们能够建筑它。我希望能帮助这个研究。但是，显然，在有限之年内，我思想的演进将要到头。但是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学者将继续其工作，一种更为综合的理论框架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出现。”
因此，科斯在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１００万美元奖金后，在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工商学院建立了一个合约和企业结构研究中心，来支持和鼓励人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研究，以便增加人们对现实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理解的研究，并使科斯开创的事业万古长青。
但是，科斯对自己的生活，几十年来一直是节节俭俭，舍不得乱花费一分钱。张五常教授记得在１９９０年８月，他在瑞典与科斯相聚，见到科斯手中拿着一把雨伞。该雨伞陈旧不堪，分明是不能用了。张五常好奇地问科斯：“你拿这把伞做什么？换把新的在香港也只要两美元，美国也不会怎么贵吧？”科斯却回答说：“这伞我已经用了４０年，最近坏了，在美国找不到修伞的人，所以我要带它到伦敦去。”张五常说：“但修理这行业已成陈迹，就算找到了修理的人费用也会比买一把新的贵。”可科斯说：“１０多年前，我在伦敦找到了一位修理伞的人，很便宜地把这伞修理了一次。过两天我要去伦敦，会找那个人再修理的，希望他还在。”张五常:《随意集》,香港壹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205～209页。科斯获得诺贝尔奖，要把怎么样的雨伞也不足为贵，但是科斯仍然要去修理一把用了几十年的雨伞，这是其性格使然啊!窥其一斑则可知科斯其人!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