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黄少军合作。
——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的思想与理论
导言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以色列籍卡尼曼教授（DanielKahneman）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史密斯教授（VernonLSmith），表彰他们分别“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从而解释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决策”和“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实验室时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对现代经济学所做的贡献。从17世纪开始，欧洲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人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冲破经院哲学与神权的桎梏，纷纷为自然与世界立法，也为人本身立法，以理性之光普照自然、社会、人类生活。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特别是当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之光照耀经济学的研究之后，现实的人都被约化为一个简单的孤立的数学模式中的理性人。特别是在冯诺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n,JandMorgenstern,O)从个体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发，运作逻辑和数学工具发展了期望效用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KAndDebreu,G)精妙无比的数学方程搭起现代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之后，有人就认为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就基本上结束了，今后经济学家们要做的只是让一般均衡模型在不同假设条件下更加细化罢了。因此，在这个公理体系之上，经济学家们不仅把其触角伸向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四面出击，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释政治、法律、婚姻甚至爱情等各方面的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学帝国主义”大行其道。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是无法通过经验科学之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来观察现实的人的经济行为的，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的。例如，期望效用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现实中特别是金融市场中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是无法用这种理论得以解释的。行为经济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悖论”，以便向主流经济学挑战。如“阿莱斯(Allais,M)悖论”、“股权风险溢价难题”、“羊群效应”、“偏好逆转”等。
也就是说，当以这种理性人的假定无法揭示现实人的经济生活与他们的经济行为时，越来越多地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与实验心理的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问题了，并试图以此来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这也就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搜集，依赖于对人的心理分析，依赖于对现实人的经济行为的了解。而这些研究大多数扎根于两个有着明显区分但目前却可能融会在一起的领域，即认知心理学家有关人的判断和决策的分析和实验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性检验。目前兴起的行为经济学、金融行为学、管理决策科学及实验经济学等都是这种理论的种种尝试。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密斯与卡尼曼则分别是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可以说，今年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史密斯和卡尼曼不仅拓宽了整个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是人的理性行为，也可以是人的非理性行为），而且激发了人们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既然对理性人、期望效用理论等经济学的最基本假定都可以质疑，那么对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其他假定不也是值得人们重新审视的吗？）也正是这种审视与反思，现代经济学将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革命。因为，实验成了开启人类观察经济行为的一把钥匙。
卡尼曼的行为经济学
卡尼曼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1961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卡尼曼拥有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头衔。自1993年起，卡尼曼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10月9日，当卡恩曼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收到自己获奖的消息时，激动异常，以至于失手将自己锁在了家门外，最后不得不破窗而入。他是该校历史上第五位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
今年他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把心理研究的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在传统经济学中，基本的假设是经济人完全理性和自利的，他们会合理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估计将来不同结果的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大化其期望效用。但是这种假设与人们实际的经济行为相去甚远，比如你会看到有人为了省5元而花6元的汽油费开车去批发市场购买几包卫生纸，或者是你也会看到有人花不少钱为一件家具购买服务合同但这家具根本不会坏，或者是当股市繁荣时股民会欣喜若狂跟风买进，而股市暴跌股民又诚惶诚恐迅速出货，而这些行为都无法用传统的理性与自利假定来解释。事实上，卡尼曼等人的许多实验和调查都表明了为何人们会在理论上看上去是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如何非理性，而人的非理性同样是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从1970年代开始，卡尼曼就与他的同事特韦尔斯基(Tversky,A)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地研究与实验，但是由于特韦尔斯基在1996年去世，因此特韦尔斯基也就无法分享这份殊荣。
其实，在行为经济学里，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都是这个领域里最早的开拓者。1979年，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计量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开创性论文《预期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sUnderRisk,)，标志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该论文针对传统的理论（即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认知偏差不会对人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提出了质疑，并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个体并不总是理性的和风险规避的。1982年他们出版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判断：启发式与偏差》(Judge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一书。该书描述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判断是如何偏离标准理论的。该书以典型示范法、可获得性示范法及定位调整示范法等把估计概率和预测价值分解为更为简单的判断性操作问题，从而这些复杂的事情大大简化，具有极大的理论与应用价值。由此该书也成了行为经济学的圣典。1992年，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上发表了《预期理论的进展：不确定性研究综述》(AdvancesinProspectTheory:CumulativeRepresentationofUncertainty)一文，也就标志着预期理论进入了成熟期。以后他们把其思想与方法引入公共政策与事务分析等领域，从而引起该领域相当大的关注。可以说，几十年来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等在行为经济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以下仅从几个方面做点介绍。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对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或决策时往往仅会以偏概全、以小见大（或典型现象）为依据，但是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则并非如此，根据概率论中的贝叶斯定理(BayesianLaw)的大数法则，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先验信息。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只会重视了条件概率（即所直观到的现象），而忽视了先验概率（以往存在的知识）。例如，如果你在电视中看到坏人中30%面貌为丑陋，那么以后你看到这类面孔的人一定会认之为坏人。
还有，当A组的描述是典型描述，而B组不是时，人们通常会判断B组更像是同属A、B两组人的描述，而不是单单为B组人的描述。例如，给出以下关于某个人职业的描述：“某女，31岁，单身，坦诚、非常聪明。专业哲学，在学生时代积极关心歧视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同时参加了反核示威。”然后要求实验对象对关于该人的八条表述按照准确性排序。其中两条是，“该女是银行出纳员”和“该女是银行出纳员和女权运动者”。结果85%的实验对象将后者的可能性排在前面。这个实验说明，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夸大了按“常识”得到的条件概率，也就是夸大了“典型”的作用。
与关于典型描述的示范型研究相关，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提出了许多他们称为“小数法则”的许多例子。即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做推测。因为人们假定即使人数很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它也代表了这些人。我们都知道，概率论中存在“大数定理”，指的是当分析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渐进于总体概率。“小数法则偏差”是指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1年就指出，这实际上也是由于忽略了先验概率而导致的对事件概率的判断失误，其来源是夸大小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人们在根据现有信息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似乎不关心样本的大小，也就是“样本无关”。例如，投掷6次硬币如果出现4次正面2次背面；人们会将这个结果“推论”到投掷1000次的情况，因而高估出现正面的概率。这也说明人们往往会过于简单地将对不确定事件条件下的判断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例如，如果一个金融分析师连续推介的几个股票随后的表现都很好，那么投资者一般会对之十分信任，反之则反是。还有“小数法则偏差”还表现为主体知道事件发生的（客观）概率，但在主观上对已发生的小样本事件进行错误的估计，往往高估未发生的事件出现的概率，如虽然人们都知道投掷硬币正反面出现的概率为50%；但如果连续出现多次正面时，人们总是认为接下来出现反面的概率很大，这也是人们赌博心理大增的缘由。
还有，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认为在许多论文中，对定位与调整效应做了许多探讨。他们认为，人们在对不确定事物进行判断和估计的时候通常会设定一个初始值，然后根据反馈信息对这个初值进行修正。实验心理学表明，人们的这种修正往往是不完全的，他们的观念似乎“抛锚”于初始值。例如，实验对象被要求估计有多少非洲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在估计之前他们被将他们的估计值与一个在0和100之间随机选取的数相比较。结果显示，被要求与10%比较的实验对象平均估计为25%；而那些被要求与60%比较的则估计为45%。还有实验表明，一组图片被显示给实验对象，这组图片在显示的过程中逐步从模糊不清到十分清晰。在这一过程中，90名实验对象分别于不同的时间开始观看图片。结果显示，那些在很模糊的时候就开始观看图片的实验对象只有25%最终能准确识别这些图片；而在后面较清晰的时候开始观看的实验对象有50%能最终识别。而这种定位效应的存在说明人们在对不确定事物进行判断时是非理性的。如果初始点是由有用信息产生的，则定位效应可以说是理性的表现。但前一个实验表明人们甚至“固执”于无关初始信息（初始值是随即选取的）。运用于金融理论中则说明当前的股票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过去的价格决定的。
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把心理学运用到现代经济学最成功的方面是预期理论。按照新古典理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人们的消费偏好必须满足诺伊曼—摩根斯坦公理化体系的基本要求，即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和独立性等。但是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研究表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偏好主要是由财富增量而非总量决定的。因而负消费（投资或博弈亏损）必须引入分析中。但在标准理论中不同的消费或财富安排中是不会出现负值的。还有效用函数对正的增量是凹的，但对负的增量是凸的。这反映了人们在面临亏损时不是“风险厌恶”的、而是“风险追求”的。但是，在新古典模型中，效用函数在所有点都是凹的。再有，投资者（博弈参与者）的预期效用函数不是概率的直接加权，而是将概率转化为一种权重函数，该权重函数具有“确定性效应(certaintyeffect)”，即（客观上）具有较大发生概率的事件被赋予更高的权重（主观概率），反之（客观上）具有较小发生概率的事件被赋予较小的权重（主观概率）。而“确定性效应”导致了权重函数的非线性性。如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实验表明，当人们分别在以下两种情形中进行选择时，第一种是在A等于（3000，1）和B等于（4000，08；0，02）之间选择；第二种是在C等于（4000，02；0，08）和(3000,025)之间选择。结果有65%的实验对象选择了C，80%的人选择A。对这个结果的解释是，当处于概率较低的时候，一定程度的概率的增加（从C的20%上升到D的25%）不会较大地改变人们对这些低概率事件赋予的选择权重，此时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报酬的多寡。反过来，在概率较高时，人们对概率的变化十分敏感，偏好选择中的概率权重变得十分重要。在这里，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预期理论指出了人们对不确定事件的偏好不符合新古典主义关于偏好的“理性”假定。2001年美国克拉克奖得主拉宾(Rabin)指出大部分新古典理论关于偏好的假定都是缺乏根据的。而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预期理论的发现证明，人们的许多判断是非理性的，或者说是存在“偏差”的。
还有，在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看来，人们在决策时，总是会以自己的视角或参考标准来衡量，以此来决定决策的取舍。比如一个人加薪时他可能不会在乎什么，但如果要他减薪时问题就来了（如香港公务员减薪），即人们对财富的变化十分敏感。而且一旦超过某个“参照点”人们对同样数量的损失和赢利感受是相当不相同的。在这个“参照点”附近，一定数量的损失所引起的价值损害（负效用）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赢利所带来的价值满足。简单地说，就是丢掉10元钱所带来的不愉快感受要比捡到10元所带来的愉悦感受强烈得多。卡尼曼认为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所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计高出得到相同东西的价值的2倍,而这种损失厌恶假定是与实验心理学的感觉和判断理论相兼容的。我们的感觉机制与变化和差别的估计相协调，而不是与绝对量的估计相协调。当我们对像光、声音、温度等特征做出反应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确定了一个可接受的水平，或者是参考点，而与此参考点相关刺激是可观察到的。因而，一个特定温度物体能够通过触摸，依靠过去人们对温度的接受点来感知它是热还是冷。同样，这种法则可以运用于非感知性的特征像健康、声望、财富。比如说，同样的财富水平，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不幸与贫穷，而对另一个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而个人感觉一般是受过去消费、过去经验、预测和其他可参考点而影响，并被逐步地融入经济模型之中。而人们进行决策时，其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如假定你要买一件上衣和一个计算器。假定在某个商场上衣的价格是125元（15元），而计算器的价格是15元（125元）。假定这时候有一个人告诉你在20分钟步行距离以外计算器的价格是10元（120元）。问题是：你会步行去另一个商场买计算器吗？实验结果是，当计算器为15元时，大部分人愿意；而当计算器125元时则大部分选择不去。
总之，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如1982年阿罗指出的那样，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工作“非常严格地显示出（投资者）对当前信息过度反应的特征，这些过度反应似乎是所有证券和期货市场的特点”。可以说，行为金融学就在这一基础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使行为经济学、金融行为学的规范研究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