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田文化
朝鲜族进入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代。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加之封建王朝的暴政统治，使朝鲜半岛农民生活在艰难竭蹶之中。为了生存，他们被迫跨过鸭绿江、图们江，到地广人稀且统治阶级鞭长莫及的中国边境地带寻找生路，垦殖拓荒。１８７６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陆续侵入朝鲜，直到１９１０年吞并朝鲜半岛。血腥的屠杀和大肆的掠抢，也加剧了朝鲜边民向中国的流入。从１９世纪中叶起，开始有较多的朝鲜族人迁入中国东北地区。到１９４５年以前，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已达１７０万多人。在这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历程中，朝鲜族人民为中国东北大地的开发垦殖、繁荣发展，为中国革命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朝鲜族是东北地区水稻种植的始作俑者，也是农业文明的早期传播者。
产生于水田劳动的“水田文化”，曾经和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朝鲜族，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取向和价值评判发生着重要影响水田作业，在工艺流程上要求整体的协调性和局部的相互配合，因此，天然地具有显著的联合劳动色彩。即便是一个能耐很大的人，也很难自成体系地筑坝蓄水，开渠引流。也许，正是这种劳动方式内在的关联度，使朝鲜族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特别富有组织与合作的意识。他们往往习惯在组织的系统中发挥个人的作用，实现个人的劳动价值。这也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前，朝鲜族生产队的经营状况，普遍好于汉族生产队的一个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
水田劳动的另一个特性是劳动过程中的快节奏。不管你主观上愿不愿意，赤腿弯腰在冰凉的泥水中劳动，都不可能让你在四平八稳、慢慢腾腾中去体味一种劳动的享受，明智的抉择是速战速决。这种劳动节奏也影响到其它方面。朝鲜族铲地、盖房子或干其它农活儿，一般都“干起来一溜风”，把一件事痛快干完了，聚到一块去喝酒跳舞，亦不乏酣畅淋漓。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大潮中，朝鲜族经商做买卖或者去出力打工，对那种日积月累，节奏慢、效益低的项目，一般是不怎么青睐的。
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组织合作意识，随着时光的演进，已逐渐积淀成一种民族文化心理，自觉不自觉地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朝鲜族参与集体和社会事务的热情普遍较高，凡是需要“组织起来干”或“在组织里干”的事情，一般都干得挺好。翻开东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史料浏览一遍，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跨界而来的民族的英雄儿女，对共产党的召唤一呼百应，一批又一批的主动参军参战。据统计，“三大战争”中牺牲的朝鲜族烈士仅延边地区就有１３０４８人，占该地区烈士总数的97%以上。这正是朝鲜族人民为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尊严，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最生动的历史写照。
众所周知，朝鲜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朝鲜族演员跳独舞不见得比别人多么出色，然而，若是排练集体舞、团体操，特别是大型的集体表演，他们的组织协调天才，立刻就会大放光彩。其组织协调的水平和表演的精湛程度，在全世界都堪称一流。
走动特性
朝鲜族不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但他们似乎天然就具有“走”的意识。这也许与他们原本就是跨江而走来的历史出处有一点渊源。早些年，在村屯里居住的朝鲜族农民，就有在一个村里也经常换房搬家的习惯。本来在村东住得好好的，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就拔寨起营，搬到西头去了。再过两年，可能又会搬迁到南头或北头去。弄得同村居住的汉族老乡目瞪口呆：他们怎么拿搬家当儿戏，说搬就搬呢？
其实，朝鲜族走动迁移的特性，决不仅表现在小小的村屯里。他们跨江而来的初期，绝大多数落脚在荒野山村的沟沟岔岔之中。后来，他们渐渐地走了。走到哪里去了呢？基本上走向了平原地区。原因无外乎两条：一是那里水田面积大，更适合于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技能；二是那里距离现代文明稍稍近点，物质文化生活相对好一些，特别是因为那里有“传道、授业、解惑”的学堂，更便于子女去接受知识的熏陶。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全社会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人员流动成为一道时代的风景线，这一波走动可谓是大潮汹涌，行色匆匆。
朝鲜族是中国各民族中最快、最好地抓住和利用了这一改变自身命运的机遇之一。他们走的是那么决然、潇洒。虽然也有“牵衣拦道顿足哭”的惜别场面，但最终还是一批接一批地走出去了。奇怪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随波逐流地加入到人头攒动的“民工潮”大军中去。因为，那是一种所获不丰的低效率流转，那不符合朝鲜族的价值标准。在国内，他们先是走向北京、上海、广州、大连、威海、烟台等几个发展较快，充满机会的城市。很快地。便开始大举地向俄罗斯、韩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进军。准确的人数已经无法统计。据权威人士估算，改革开放以来，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至少也有超过３０万人次出过国。或是短期访问，或是倒包贸易，或是长期打工，总之，这个队伍热闹得很。１９９５年以来，每年通过官方银行汇回来的外汇，都在１亿美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