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神秘的调查组
点此返回管理励志系列书籍在线阅读 首页
《人民日报》记者林里对调查组在深圳引起的反响作了如下描述:
我到深圳以前,办案人员早已捷足先登。我们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当我听说,深圳特区被列为“重点省的重点区”的时候,我几次试图问个究竟,目的是避免“撞车”,“唱对台戏”。一片好心善意,完全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的。可是,不管怎么努力,对方都回答一个“不知道”。他们不跟陌生人说话,不同一般人打招呼。尽管“同吃同住”,但互不来往。尽管在一个餐厅用餐,但他们躲在餐厅的角落里,还竖起一道屏风,像是生怕被人看见似的。餐厅本是“自由论坛的场所”,食客们免不了说三道四。人们称他们为“神秘的人”,“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对于调查组的所作所为,“食客”们很快就议论纷纷起来:
“办案人员一到深圳,就说深圳80%的干部都烂掉了。又说,在这烂掉的80%的干部中,80%的经济收入是非法所得。”
“是的,经济特区是搞经济的。不过,经济特区不见得都是经济犯罪呀。”
“如果真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那么,深圳的高楼大厦又是哪来的?”
“当然,谁都不能保证,深圳没有一个经济罪犯。但是。两个80%肯定没有。再说,经济罪犯,也并不是经济特区的特产。”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没有经济特区吧,不也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
“‘文化革命’期间,说我们是走资派,我们不服。后来,说我们不是走资派,‘解放了’,还要我们感谢这,感谢那,还要我们正确对待。要是再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或者小革命,我们不就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不就是首当其冲的被斗户?”
“我们的忧虑,并不是多余,更不是痴人梦语。经济学界的某些同志,早在1981年夏天,就给我们准备了帽子,就给经济特区下了断语,说经济特区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既然特区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这些在特区工作的负责人,还不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
调查组很快就在1982年的年初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有细心人数了一下,这份调查报告只是在开头用了90个字对特区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肯定,接下来就列了“特区建设中也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引进外资和设备有很大的盲目性;
同外商打交道吃亏上当的情况相当严重;
经济管理相当混乱;
引进企业职工所得太多(月平均为150元,少数人高达200元、300元甚至500元)。
调查组在撰写调查报告的同时,又整理了一份材料,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份调查报告给予了高度关注。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
任仲夷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另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
胡耀邦、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的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其基本精神和主要措施“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
使特区感到压力更大的是,这个文件还有一个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
吴南生等人看了,不禁愣了起来。试办经济特区刚刚开始,如今就提出“租界”问题,实在令人费解后怕。
“租界”本来是帝国主义炮舰政策、清朝政府昏庸无能的产物,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总担心特区会变成旧中国的租界,甚至把同外商合作连片开发土地,视同当年上海租界一样搞“圈地运动”?经济特区把海外资本吸引进来成片开发土地,这是在我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的,是我国主权的自觉运用,这与丧权辱国的“租界”毫无共同之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