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动手写下本节标题的时候，我问了自己一个不能不回答、却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生活最富裕、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举世震惊的“6·20事件”？
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40万人大逃港确有其事，那么，这肯定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群体偷渡事件，严重一点说，这是一次令人无法想象的叛逃。
为了收集发生在1987年、对深圳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并深深影响当时深圳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决策和事件，我不下十次向深圳博物馆、市史志办、深圳大学港澳台研究所，以及《特区报》、《商报》等权威研究机构、研究媒体的老专家、老记者请教，这些人没有一个人主动向我谈起“6·20事件”，似乎举世震惊的一幕从未发生。后来，我几乎怀疑中央电视台向我提供线索的一位学兄，是不是他弄错了，张冠李戴，或者以讹传讹？还有，我在与深圳改革史上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位老人闲聊时，他提到了这次偷渡，但语焉不详。这位以大胆敢言著称的老人为什么讳莫如深呢？
这究竟是一段虚妄的谎言，还是一个时代的经历者不约而同选择了集体性失忆？如果是谎言，那么是谁制造出来的，他的动机何在？如果是集体性失忆，这些应该具有相当的历史责任感和学术良心的老人又顾虑什么呢？
在我的怀疑正在发酵时，学兄寄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曾公开播放的一期节目。
2003年5月28日，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宣布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边防管理工作进行改革，这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多年来广东边防进行的最重大的一次改革。但与此同时，也有人觉得这次改革不彻底、不到位，因为近几年一直存在争议的深圳特区管理线并没有在这次改革中撤销。那么，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改革？深圳的特区管理线为什么没有撤销？特区管理线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保留下去？深圳特区管理线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在深圳特区建设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深圳特区管理线的管理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2003年6月，《新闻调查》的记者带着这六个问题深入深圳采访。为了了解深圳特区管理线最早筹建时的历史情况，他们找到了当年负责筹建工作的陈文理，如今他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
在采访中，原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局长陈文理和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原总队长林杰元，以非常清晰的记忆，毫不含糊的语言相继勾勒了一幅“6·20事件”事变图——
“1987年5月，深圳特区管理线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内地谣传英国女王生日将大赦三天，特许非法入境者为香港永久居民，广东及其邻近的海南、广西、湖南等省份，特别是粤东的潮汕、惠阳、惠东和粤西的阳江、台山等地区群众轻信谣言，从5月初开始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拥向深圳特区管理线外围，到6月20日达到高峰，整个特区管理线外约有四十万人，仅沙湾一带就有5万多人，企图翻越铁丝网，进入特区，外流香港。这个事件在当时被称作是‘6·20事件’。”
林杰元老人回忆说：“我是1983年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的第一任站长，‘6·20’事件发生时，我在聚集人数最多的沙湾边防检查站现场指挥群众疏散。哎呀，整个沙湾边检站的外围，那个山上、路上、村庄……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是人。整个现场水泄不通的，到处都是人，大人、小孩，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也有，都有。”
在回答记者这些偷渡者是怎么过来的提问时，林杰元肯定地说：“应该说是有一些是有人组织。那一天是什么车辆都有，大巴也有，中巴也有，包括一些小四轮、三轮，有一辆小四轮，我亲自发现的，里面载了二十几个人，密密麻麻的。”
当时任第七支队三大队副队长的宋广南，负责从小梧桐山到横排岭一带的疏散工作。他说：“当时我们20号的情况，那就是整个二线外这些山头，全部的草、树，全部踩平了，整个山头都是平的，都被踩平了。 这一段就有五万人，整个“6·20事件”，拥向到深圳这边来的大概有40万人。有些地方整个村，甚至整个乡，由村长、乡长、大队的有组织地去了，我当时记得最清楚的是惠州到深圳正常坐中巴的车票是三块钱不到，当时卖到什么程度了？就是“6·20事件”，从惠州到深圳是五百块钱一张的票，不到三块钱的车票涨到五百块钱一张的车票。为什么呢？大家都以为到了我们深圳，爬过二线就是香港了。有些人就是这样认为，有些甚至把公牛宰掉、卖掉，把房子卖掉，这样的情况都有；在干活的，有些锄头一丢，有些就是不干活，马上就跑到深圳这边来；我们当时看到的有些甚至是打赤脚。”
林杰元说：“这些人来了以后，我们就采取措施，一是做好宣传工作；第二个我们立即就封闭检查现场，特别通往特区的一些通道，采取封闭；再一个，我们及时向政府报告，得到政府的大力的支持，调整了几十辆的大巴，把这些滞留在沙湾现场外的旅客遣送到内地去。”